姓名考释藤林仁丰
《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了汉朝使者和匈奴宠臣中行的对答。汉朝使者认为匈奴伦常混乱，父子睡在一个帐篷里，父亲死后可以娶后母，兄弟死后可以娶嫂子。中行声称匈奴人淳朴所以不需要礼教，娶父亲和兄弟的遗孀是害怕家族的消失，所以虽伦常混乱却一定要立本家族的人，不象中原充满奸诈以至于改朝换代。其实类似这种事很多的。
我国的传统，对于帝王、长辈、尊者、“圣贤”的名讳要设法避忌，平时说话写字尚且要做到变音缺笔，何况自己起名呢？到图书馆翻看一些旧报纸，可以见到某些版面上经常有人发表改名声明，原因一般是新近从族谱上发现自己的名字犯了某位长辈的名讳。兄弟间本是平等的，所以兄弟们名字中有一字相同是常有的，但一旦这种平等被打破，比如兄弟中有一个当上皇帝，其余人被迫把这个通字改掉也是常有，比如雍正。更有甚者，桓温的儿子喝不得温酒①，李晋肃的儿子中不得进士②，可谓登峰造极。
就如同匈奴之于汉一样，我们也有一个邻邦在这方面截然相反。
日本的传统，同一家族中往往有通字，从老祖宗到子孙万世代代沿用，不但不嫌僭越，反而以此为荣。更有甚者，不但有通字，而且连名都同了。比较有名的比如独眼龙伊达政宗。翻翻佐竹历代家督的名号，重名的也有好几个③。而且这还是故意重的，十四、十五世纪的老祖宗政宗很有建树，所以十六世纪时老爹辉宗故意把祖先的名字中的“政宗”二字搬到儿子身上，无非是希望儿子也一样有出息。陆游之母酷爱秦观（字少游）的诗词，所以给儿子起名为游字务观。虽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中国只能借外人的名字，还没听谁敢把自家长辈的名字拿来用，而日本不计较这些了。假如我们以此为理由指责日本是蛮夷之邦的话，恐怕又会得到象匈奴那样的反驳吧？事实上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个与姓名有关的问题上，日本确实表现出一种对家族的重视，甚至比我们还要重视。
说起来姓名确实是个很奇特的东西。中国话里有“亡命”一词，指的就是改换姓名。《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中有“张耳尝亡命”，“亡”当然是指外泄、失去，而“命”根据司马贞索隐引晋灼曰：“命者，名也”。可见在某种意义上，姓名和性命不但同音，而且同义。
我们公司有个客户，叫“张杨公司”，据说是他们的创始人一个姓张一个姓杨，这很正常，跨国大公司P&G不也是用两个创办人名字的头一个字母命名的么？不过我由此对一位姓郭的同事说：“假如今后咱们俩开公司，就叫锅炉（郭卢）公司。”只是笑话罢了，历史上也有不笑的事，比如胡宗南占领延安后就考虑把终南山改名为宗南山，他可不是开玩笑，很认真的。
西方学者从巫术角度对姓名进行了研究：“在原始氏族观念里，人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所以当一个人获知某一个人或一个灵魂的名字时，他同时也将得到它的一部分力量”（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如果敌人知道了自己的名字就会用巫术加害自己。”（弗雷泽《金枝》）西方学者的这种观点，在我国也得到认同。郑振铎在《汤祷篇·释讳》中写道：“远古的人，对于自己的名字是视作很神秘的东西的。原始人相信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生命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古代常用的一种巫术就是把姓名和生辰八字钉在偶人上作法，以为能咒人。神怪小说中也常有呼名落马的情节，这里必须是真名才起作用，但到了西游记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一段却歪曲成了只要应个回音就行……看来原始先民名与魂紧密相连的本意已经在逐渐丧失中。
知道了这些，许多事都可以解释。既然名字是身体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把自己的名字用到山上水上，糟蹋一下风景，也就能让自己一同不朽了。西方的人要是作生意发达了，往往捐点钱以自己的名字设个这奖那奖什么的，道理也是一样。总之，正如桓温所云：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也当遗臭万年，东西方共有的留名情结源于东西方先民共通的原始迷信。
既然名字那么重要，为防止被巫术暗算，隐讳自己的真名也就势在必行。草民也还罢了，尊贵者的安全保卫工作一定要保证，缺笔变音必不可免，虽然现代看来这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但古时教育不普及，也许真有点用也说不定，这应该就是避讳的由来。《左传·桓公六年》记载有周人取名的六条禁忌“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牲畜，不以器币。”这“六避”的原则很简单，除以疾病命名很不祥外，另外几个都是生活中经常呼叫的，不易保密。从这种因由来看，对于双字人名中某一字的单独避讳不是很有必要，所以孔子之母名征在，孔子避征则不讳在，避在则不讳征，韩愈替李贺鸣不平时提过这个问题，虽然没挖到原始先民处的根，但道理是很通顺的。道理不通的是清朝的王士禛，他显然对这些毫无研究，在《池北偶谈·谈异四》中对“六避”的根据质疑。
日本的通字也同样可以这么解释。名字既然是人体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同一家族的人血缘相同，名字有一部分重合也就正常了。中国出于避讳的考虑，对双字名只能兄弟间横传通字，有尊卑长幼之分则禁止纵传通字，其实由避讳的肇因来看，根据避征则不避在的实例，这也许反而是多事了。不过日本文化和我们不同的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辈份之一概念，对于尊卑之分更多看中的是当事人自身的地位，所以没当官的长辈并不比飞黄腾达的后辈有优势。由此而来，纵传通字也就合乎情理了。
日本还有赐字的传统。尊贵者可以把自己名字中的一个字赐给下位者，和中国的赐姓一样是很显赫的荣耀。既然名字代表人的实质的一部分，上位者的灵魂部分为自己所有当然也可以让自己变得尊贵起来。赐字又分通字和偏讳，从名字的象征意义看，通字代表整个家族，偏讳只代表上位者个人，所以前者更值钱。
还有更极端的，家族每一代族长的名字是通传的，只要一继位，就改成这个名。武家世系中这多以通称或着叫小名来体现，而一些家族化的专业技术流派则标识得更为彻底，比如茶道的三个千家（如果我没记错，当主的名字好象分别叫千宗室千宗井千宗守，不是很有把握啦）④。
姓名原本是区别人与人所用的符号，俗话说：人如其名，既然姓名与人本身密不可分，所以姓名的独特也就代表着人自的独特，但在某些情况下，人的价值完全等同于他的身份的价值，人自身的特征被抹杀，这时就会出现这种传名的情况。至于伊达政宗那样情况，还算是一种比较人道的善意祝福。
放眼西方世界，家族传名的事也不少见，就王室而言，法国的若干路易过于异数还不足为例（他们可能并不真以路易为名，而是象日本家族那样继位后改的），但很多这个几世那个第几的，好多还不就是家族传名？
分析日本和西方的共同点，可能还要从社会制度着手。封建之名，在于封土建国。我国的封建社会主流是中央集权，是一种不封建的封建社会。而日本和西欧中世纪的制度才是真正的封建。在我国，除了皇帝和少数顶尖贵族外，权利基本是不世袭的。而欧洲和日本的层级社会中，整个社会权力结构完全是靠一大堆大大小小互相统属的家族维持的。家族成为社会的基石，所以就要不遗余力的用各种手段巩固维系家族各人的联系，名字当然是其中很有效的一种。所以在姓名方面，日本和西欧体现得更重视家族一致性。我国西周春秋时代也是封建割据的时期，那时是我国氏名大量产生的高峰期。汉以后，姓氏合流，所以现在的我们是感觉不到什么了，但从过去的角度，把表示身份地位的氏传给子孙，和日本西方的家族传名也是异曲同工。
注①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马，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泪，因谓王曰：“犯我家讳，何预卿事！”王叹曰：“灵宝故自达。”（《世说新语·任诞》）
注②李贺，字长吉，宗室郑王之后。父名晋肃，以是不应进士，韩愈为之作《讳辨》，贺竟不就试。（《旧唐书》列传第八十七）
注③伊达家两个政宗，在前者为伊达家九代家督政宗（大膳大夫），在后者为十七代家督政宗（陆奥守）。
单就家督而言，佐竹氏重名情形如下：
四代佐竹义重（常陆介，又名重义）——十八代佐竹义重（常陆介，又名义廉）
九代佐竹义笃（左马头）——十六代佐竹义笃（大膳大夫）
十代佐竹义宣（伊豫守）——十九代佐竹义宣（右京大夫）
特异的是伊豫河野家，短短七代人间，就有六个河野通直，至有兄弟同名者。其中绝大多数是家督。
注④表千家当主千宗旦，里千家当主千宗室，武者小路千家当主千宗守。各代间多以别号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