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市场经济

第一章、日本市场经济的历史回顾

  日本是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18世纪后半期,以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为主要标志,西欧开始进入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期,而此时日本正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德川幕府时代。直到明治维新,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才正式起步。与西欧相比,落后了一大截,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的速度却是惊人的。从明治维新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仅仅用了40多年的时间,而西欧大体花了100年。上述情况说明,日本市场经济的发育不仅时间短,而且几乎没有经过西欧式的自由资本主义,便直接过渡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经过二次世界大战,直至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崩溃。纵观早期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日本市场经济基础的确立

一、从“锁国”到“开国”

  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后进性,根源于它的顽固的封建制度,尤其是长年推行的“锁国”政策。德川幕府于1633至1639年先后五次发布“锁国令”,建立起严密的“锁国”体制。规定:(一)除持有特许证的船只外,私自乘船出海者处以死刑。之后又废除特许证,禁止一切日本船只驶往海外。(二)凡旅居海外的日本人一时因故不能回国者,限五年内回国,否则处以死刑。之后又改为禁止旅居的日本人回国,回国者不论情由一律处死。(三)严令禁止葡萄牙船来日本,拘捕西班牙,葡萄牙籍教士,禁绝国外教会与日本教民的一切联系。对西、葡人在长崎所生的子女及收留或匿救这些子女者一律严惩不怠。(四)将葡萄牙人迁到长崎岛内的出岛居住,与日本人隔离。之后又将其驱逐到中国澳门,不准在日本居留。驱逐葡萄牙人后,1641年又迫使荷兰商人移居岛上。(五)除同中国、荷兰、朝鲜三国保持附有严格条件的贸易关系外,对外贸进行严厉统制,生丝等商品价格由长崎行政当局及其首长决定,禁止官吏直接购买外货。
  德川幕府的上述政策,除若干时期稍有放宽外,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形成长达220余年的“锁国时代”。这一时期日本闭关自守,几乎与外界隔绝。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内外矛盾,使封建幕藩的统治得以维系,但它又不可避免地严重阻碍西方科学技术和进步思想的传人,扼杀了日本近代工业的成长,大大推迟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
  从18世纪末叶起,英、法、俄、美等西方国家,竞相将殖民扩张的触角伸向日本,要求幕府开港通商。据记载,在1794至1823年的30年间,欧美国家来日本活动19次,1824至1853年的30年间猛增至30次。其中首先把日本“国门”敲开的则是美国。1854年2月11日,美国海军准将培理再度率舰队驶进日本江户湾浦贺港,以武力威逼幕府在同年3月31日签订《日美和好条约》(通称《日美神奈川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涵馆二港为美国船只停泊地,用以加煤、上水和补给粮食等物品;美国人到达上述两港时,其所携物品在日本交易享受最惠国待遇;允许美国派遣领事驻在下田;如美国船只在海上遇难,日本应给予救护等。同年8月和12月,幕府又被迫先后与英,俄签订了内容类似的条约。接着,在1858年1866年间,又与美、英、俄、荷、法等国签订诸如《日美友好通商条约》、《长崎租地规则》、《伦敦备忘录》、《巴黎协定》和《改税协定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规定。按照这些条约和规定,西方国家分别取得了在江户(幕府所在地)居住和在大坂经商的权利;日本对外开放兵库、新潟、神奈川、长崎和函馆等5个港口;各缔约国在日本享有领事裁判权;日本被剥夺了关税自主权。至此,日本的“国门”已被迫完全敞开。
  日本被迫“开国”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大举侵入日本,引起日本政治、经济、社会的激烈动荡,加速了封建制度的瓦解。就经济领域而言,西方大量廉价工业品涌进日本,给日本传统工场手工业以重大打击,加之外国商人又利用日本国内金银比价(1:4.65)和国际市场金银比价(1:15)的差额,从日本大量运出黄金,向日本大批运进白银,以获取暴利,破坏了日本的货币体制,加剧了经济混乱。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一定范围内刺激了日本国内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例如对外贸易的增长,尤其是生丝等农产品出口的扩大,提高了日本农业生产中的商品经济成分,促进了包括缫丝、棉纺、制茶、酿酒等在内的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又如幕府和各藩为了发展军事工业,竞相兴办钢铁厂、造船厂和兵工厂,从而使日本的工场手工业中出现了初期的带有重工业性质的新兴产业部门。再如在幕藩创办棉纺等轻工业性质的手工业工场的带动下,以缫丝和棉纺为代表的私营手工业工场也不断兴办起来。当然,从总体看,这一时期在日本工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广大的农村家庭手工业,但上述工场手工业的兴起,对加速封建经济的解体却具有重要意义。

庚辰年四月既望、浪人佐藤中孝

二.明治改元和“维新”

  1868年1月3日,以萨摩、长州两藩为中心的“倒幕派”,在“尊王攘夷”、“王政复古”口号下发动了政变。之后经过数月内战,终于推翻了幕府的统治。同年9月,天皇睦仁举行即位仪式,改年号为“明治”,建立了明治天皇政权,开创了日本历史的新纪元。
  明治政府成立后,由改革派武士掌握的新政权,便全力推行各个领域的变革,日本史上称之为“明治维新”。鉴于当时日本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极不充分,而欧美先进国家则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前夜,因此明治政府为了避免日本沦为西方的半殖民地,并使日本早日跻身于西方列强的行列,不得不利用国家权力实行一系列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调整上层建筑,加速资本原始积累,促进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化。从1868年至80年代初的“维新”期间,明治政府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作为改革的主导方针。

(一)“富国强兵”——实行社会变革的总目标

  “富国强兵”政策的提出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广泛的内涵。所谓“富国”,就是通过“殖民兴业”和“文明开化”,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积极扶植近代产业,加快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以缩小与西方列强在“国力”上的差距。所谓“强兵”就是实行兵制改革,推行以欧洲兵制为样板的征兵制,建立以陆海军为中心的强大的常备军,建立武官制,创办以培养军官为目的的军事学校,以建成具有充足兵源和现代化武器的军事强国。“富国”和“强兵”相辅相成,而“强兵”则是“富国之本”。在西方列强入侵和被沦为半殖民地的威胁下,“富国强兵”口号的提出,在早期还带有某种程度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性质,但是基于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以及明治维新后建立的天皇制国家的反动性,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日本被沦为西方列强半殖民地危险的消除,“富国强兵”也很快变成赤裸裸的军国主义路线,并被战前历届日本政府所继承,对外疯狂侵略,对内残酷镇压,不仅给包括中国、朝鲜在内的亚洲各国,而且也给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大家看了后,知道日本为何有很重的军国主义味道了,也应体会的《浪客剑心》中明治维新后还存在那么多的反政府组织,如志至雄真实的“十本刀”)。

庚辰年五月朔、组头佐藤中孝

(二)“殖产兴业”——实现工业现代化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尚处于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极为微弱。反映在出口商品结构上,就是作为农民副业的家庭手工业产品还占绝大多数,而真正像样的工场手工业产品则几乎没有。例如明治维新前夕的1867年,在日本出口总额中,生丝占53.7%,蚕卵纸占22.8%,茶叶占16.7%,三项合计即占93.2%。据统计,从1834至1867年的33年间,日本全国手工业工场累计仅188个,资本主义的发达程度可想而知。因此,如何运用国家权力和各种政策手段,加速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大力扶植资本主义,尤其是发展近代工业,便成为明治新政权的一项迫切任务。“殖产兴业”政策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其主要内容是:
  兴办国营企业。明治政府在接管幕藩军工企业和矿山的基础上,大力扩充以军工生产为中心的国营重工业和与此相关的社会基础设施。1870年10月设立工部省(工业部),掌管矿山、冶铁、铁路、通信等建设工作。在工业生产部门,从1868至1880年间,由明治政府兴办的陆海军兵工厂已达8所,其中有的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和生产能力,例如横须贺海军工厂配备的机器设备达116种,拥有溶矿炉及其它铸炼用炉50个,职工近千人。由日本人独自设计的第一艘军舰“磐城”就是由这家造船厂制造的。这一时期明治政府还设立了一批“模范工厂”,如富冈缫丝厂、新町纺织厂、千住呢绒厂以及水泥厂、玻璃厂和火柴厂等。据统计,到1880年,这类工厂已增至52家。由于这些民用企业均具有较大的规模和相当先进的技术水平,因而对普及和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培养和训练管理人员和技术人才,促进资本主义工业化发挥了重要作用,1870年便着手兴建东京至横滨间的官营铁路,稍后神户至大津间的铁路又破土动工。明治初年日本的海上运输,无论是远洋还是沿岸的主要航线,几乎均被外国海运公司所垄断。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明治政府在接收各藩原有船舶的基础上,于1870年设立回漕公司,之后又设立日本国邮政蒸汽公司,并于1875年下令三菱商会开辟上海航线,与垄断该航线的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相对抗。以此为契机,日本政府不断加强对海运业的培育和扶持。明治初期,日本政府基于保持军事和治安机密的考虑,在发展通信事业时决定采用“官线”的原则。1873年东京至大阪间的电信线路开通,翌年东京至长崎的第一和第二线路的架设又相继竣工。在矿产部门,实施“官有”原则。明治政府成立后,立即接收了幕藩所有的生野、佐渡、小阪等矿山,并于1872年颁布“矿山心得书”,规定一切矿山归政府所有(尽管土地所有权属地产,但矿物归政府所有),垄断了矿山的采掘权。对已接收的矿山,由工部省管辖,引进新式机械,实行“官营”(现在明白我们所看的一些描述明治时期的动漫画常有政府官员在矿场了吧)。明治政府发展国营企业,兴办交通通信事业,尽管主要基于军事和财政目的,但是在当时民营企业发展极不充分的形势下,这类国营厂矿对维系日本工业生产,尤其是对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建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创建银行制度。为了推行“殖产兴业”政策,明治政府不惜投入巨额财政资金。1867年12月至1886年3月,明治政府用于“殖产兴业”的资金合计达2.1亿日元,其中政府一般会计支出占64.5%,特别会计支出占34.7%,地方财政支出占0.8%。在这些资金中,45.6%用作有关官厅(工部省、内务省、劝业竂、农商务省等)的行政费(20.3%)和兴办官营事业的经费(25.3%),43.5%借贷给民间企业。而政府财政资金对民间的融资,又是以银行和“政商”(封建特权商人)为主要对象的,因此设立国立银行和私立银行就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1872年11月,明治政府根据伊藤博文的建议,以美国国民银行为蓝本,制定了“国立银行条例”,并分别在东京、横滨、新潟和大阪设立四家国立银行。1876年 8月,“国立银行条例”经过修订后,决定停止银行劵与金币的自由兑换。这就为明治政府通过发行不兑换纸币筹措“殖产兴业”资金创造了条件。此后,国立银行数量不断增多,到1879年底,经批准设立的国立银行已达153家。此外,按照修改后的“国立银行条例”,允许私人设立银行。于是以1876年三井银行的设立为契机,日本各地纷纷开设私立银行,至1882年末,其总数已达176家。随着国立银行的发展,各种不兑换纸币的发行量急剧扩大。据统计,1873年纸币发行额为7974万日元,1874年为9390万日元,而1875至1880年,年均发行额已增至1.36亿日元左右。
  扶植私人资本主义。明治政府除大力兴办国营企业,发展国家资本外,还努力将富商、地主,尤其是与政府权力关系密切、享有封建特权的“政商”转化为近代资产阶级。其主要措施是:
  (1)通过发放巨额“创业基金”和“劝业基金”,鼓励改革俸禄后的封建藩主,用货币俸禄设立银行和兴办铁路的事业。1876年8月,明治政府发布命令,宣布所有领取俸禄者献出俸禄,由政府发给的一次性“金禄公债”(公债券)来补偿。当时发放的公债总额为1.75亿日元,领取公债者达31.4万人。由于公债领取人的地位不同,所得金额相差悬殊,绝大部分落入了旧封建领主的腰包。据统计,占领取公债总人数0.2%的519名旧封建领主,他们所得的公债俸禄达3141万日元,占总额的18%,平均每人6万余日元。其中包括德川家族在内的12名大诸侯则高达50万日元以上。占领取总人数83.7%的下级武士,每人获取的俸禄公债平均只有415日元。巨额俸禄公债向旧封建领主集中,为他们转化为近代资产阶级提供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绝大部分下级武士在明治初期的经济动荡中开始没落,他们持有的俸禄公债最终也落到了商人和高利贷者手中,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讲到这里,中孝想谈谈题外话。相信大家都有看《浪客剑心》这部动画(什么?!你没看过!我倒完再倒。)里面一次又一次的讲剑心和敌人决战,而相当一部分敌人是对明治政府不满的,在下相信其背景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俸禄公债问题所引起的,当然书里写的是另外因素,比如称王称霸,夺宝之类的。我们在观看这部动画片的同时也想想当时的时代背景,的确,维新刚刚完成的时候美其名曰社会安定,其实许多低下阶级成了维新前进的牺牲品。比如剧中绑架胜海舟女儿的那名武士便是一个典型了。我们看动漫不要一味的追求画面美丽、人物俊俏,其实最好领悟到作者的意图和当时的社会背景,看深一层。就像绯雨焱殿那样……啊……还未说完就被一众高呼“苍紫!苍紫!”的MM践踏过去了……可悲,还未来得及拿在下的逆刃斩啊……
  对不起,各位,在下的确扯远了点,咱们继续吧。
  (2)采取金融、财政和税收措施,直接保护和扶植私营企业。明治政府在推行“殖产兴业”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不能只着眼于移植近代资本主义产业,创办国营企业,而是应该考虑当时日本国内的经济条件,大力振兴民办产业。加之,相当数量的国营企业由于资金短缺和经营、管理不善,连年亏损,给政府财政背上沉重的包袱。在这种形势下,明治政府不得不从1880年起对原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亦即由依靠国营企业对私营企业的间接带动和示范,转向对私人资本主义的直接扶持和培植。这一点在明治政府“殖产兴业”的财政拨款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从1874年1月至1880年6月的6年间,“殖产兴业”资金中用于对民间贷款的金额,仅为1664万日元,占这一时期“殖产兴业”资金总额的27.6%.1880年7月至1886年3月的6年中,对民间贷款猛增至4862万日元,占这一时期“殖产兴业”资金总额的49.2%。这说明了进入19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已大大增强了扶植私人资本主义的力度。
  (3)将国营企业廉价“处理”给一批大“政商”。1880年,明治政府在采取紧缩财政支出措施的同时,决定将大部分国营企业廉价转让给诸如三井、三菱、川崎、古河、浅野等大资本家,为这些大“政商”转化为以后的大财阀铺平了道路。1880年5月,当时任大藏卿(大藏大臣)的大隈重信提出了“处理”国营企业的构想。大隈把国营企业分作三类:第一类为军事、造币部门,第二类为金属精炼、印刷和通信部门,第三类为纺织、机械、造船和窑业部门。其中只有第三类企业属于“处理”之列。同年11月,明治政府根据该设想颁布“处理”国营企业的条例。鉴于大隈“构想”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加财政收入和节省财政支出,条例规定了“处理”条件极为苛刻,而且“处理”对象仅限于出现亏损的国营企业,那些经济状况良好的铁路、矿山并不包括在内。因此该条例发布后,国营企业的“处理”几乎没有进展。1882年12月,明治政府根据工部省的建议,决定放宽“处理”条件,1884年10月又决定废除条例,由工部省酌情“妥善处理”。“处理”对象也由国营企业扩大到国营矿山。此后国营企业的“处理”便加速进行,到1885年底基本告一段落。一大批国营企业被廉价“指定”转让给了那些“资金充足”、“熟悉经营”和“有能力办好企业”(工部省的选择标准)的大“政商”,例如投资62万日元的长崎造船所和投资59万日元的兵库造船局,仅分别以9.1万日元和5.9万日元“处理”给了三菱和川崎,又如投资了18.9万日元的品川玻璃厂,在转让给西村时,仅作价约8万日元,而且采用期限为55年的长期分期支付办法,这实际上等于拱手相送。显然,明治政府“处理”国营厂矿的做法,名义上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而实质上是运用国家权力,一方面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促进私人资本的原始积累,另一方面以“处理”国营企业为“引子”,加速私人资本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进程。
  引进技术人才和先进机械设备。聘请外国专家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是“殖产兴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明治初期百业待兴,而国内技术力量又极度不足,迫使新政府不得不大量聘用外籍专家和技术人员,并于1870年2月制定了《外国聘用须知条项》。对聘用的外籍专家和技术人员,既给予优厚的待遇,又提出严格的工作要求。明治初期聘用的外国专家,以政府机关为主体,涉及工部省、文部省、海军省、陆军省、大藏省、内务省、外务省等十余个部门,其中工部省人数最多,居首位。1872年共聘用了214人,其中工部省153人,文部省24人。在工部省聘用的外籍人员中,英国人为104人,占压倒多数,其次为法国人,为33名。前者集中于铁路、通信领域,后者则集中在造船、机械制造等部门。1874年聘用人数激增至503人,其中工部省为228人,文部省为77人,海军省66人,陆军省38人,大藏省和内务省分别为27人,从被聘人员国籍分布看,英国为269人,占总数的53.5%;法国108人,占21.5%;美国47人,占9.3%;德国37人,占7.4%.这说明明治初期日本先进技术的引进,主要依靠西欧,尤其是英国。除了聘用外籍技术人员外,这一时期明治政府还依据国内的实际需要,从国外引进了一批先进的机械设备,例如1872年依靠法国技术人员和设备,兴建了官营富冈缫丝厂,1876年又从英国购买两组2000纱锭的纺织机,创办官营爱知和广岛纺织所。这类先进设备的引进,对日本近代工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庚辰年五月晦、组头佐藤中孝

(三)“文明开化”——资产阶级的社会启蒙运动

  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极其缓慢,无法与欧美各国相比。因此明治政府要实行“维新”改革,加速资本主义发展步伐,唯有向欧美先进国家学习,引进西方文明及相关制度,输入近代科学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治政府推行“文明开化”政策,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明智的选择。所谓“文明开化”,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既涉及社会风尚和生活方式等社会思想意识领域,又包括具体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近代化的实施和普及。就“文明开化”的社会影响而言,说它是一次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决不过分。它不仅对明治初期的社会变革,而且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近代化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要学习西方,首先必须了解西方。为此,明治政权成立不久,1871年11月便派出以岩仓具视为全权大使,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和山口尚芳为副大使,一行48人的庞大代表团,赴欧美12国进行实地考察。在为期近2年(1年零10个月)的考察过程中,他们广泛调查了有关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法规、财政金融、产业经济、文化教育和军事状况,对西方列强的文明发达程度惊叹不已,并就这些国家的哪类制度、文明可为日本所用作了探讨。在被访的美、英、法、德、意、俄等12国中,最使代表团关注的是当时被称作“世界工厂”的英国和刚统一不久的德意志帝国。前者工业发达,资本主义发展业已达到“成熟”的程度,后者则是新兴国家,与日本有许多“类似之处”,且拥有高度军事技术水平。代表团在这两个国家的体验,对归国后明治政府的政策制订,尤其以“殖产兴业”和扩充军备为核心的“富国强兵”路线的提出,产生了重大影响。学习欧美发展文化教育的经验是此次代表团出国考察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文明开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明治政权在推行资产阶级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通过初期大量聘用外国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实践,深深意识到培养本国科技人员及各种人才的重要性,而大批的专门人才的培养,关键在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这一思想可以从上述代表团的首脑人物之一木户孝允给国内的信中得到充分反映。他在信中写道:“……确立……牢不可破的国基者唯在于人,而期望人才千载相继无穷者,唯真正在于教育而已。”明治政府振兴教育的主要做法是:

  1. 普及初等教育,提高国民整体文化素质。
  2.   “国之所以富强安康,无不缘于世间文明人才之巨大发展,而文明之为文明者,实有赖于一般人民之文明”。明治政府较早认识到普及国民教育的重要意义,把发展小学教育作为造就人才的基础和基本出发点,并全力以赴地予以实施,以期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

    1. 创办西洋式学堂。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学制》,决定废除幕府时代的“寺子屋”(设在寺院等处的学塾),在全国各地开办53760所西式小学。小学的设立因陋就简、因地制宜。校址大部分利用“寺子屋”旧舍和普通民宅。学校形式多样,有女子小学、村落小学、贫民小学、幼稚小学及残疾人小学等,也允许民间开办私塾。学制分上下两等,各为3年,共6年。儿童一般从6岁入学。
    2. 充实学习内容,着重传授西方近代文化和初步科技知识。按照《学制》的规定,下等普通小学(1至3年)的课程设置,包括字母拼写、习字、会话、读本、修身、尺牍、文法、算术、地理学大意、物理学大意、体操和唱歌等14门。上等普通小学(4至6年)还增加史学大意、几何学挂图(工具用具图大意)、博物学大意和化学大意等课程。此外还提倡学校可以根据实际可能,增设外语、簿记和美术等科目。在每周学时安排上,注重教育内容和教学质量。属于语文类的课程合计占总学时的40%,算术、理科、历史、地理等课程合计占53%。
    3. 逐步实行义务教育制。从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明治政府相继实行了3年、4年和6年的义务教育制,在4年和6年的义务教育期间学生可免交学费。
    4. 注意发展师范教育。明治政府在大力兴办初等教育时,并没有忽略作为发展小学基础的师资力量的培养。认为抓小学教育,“务须迅即兴办师表学校”。继1872年在东京设立男女师范学校之后,1874年又分别在大阪、京城、爱知、广岛、长崎和新潟等地设立了师范学校。此外还创办“讲习所”、“养成所”等,以加速培养师资力量。由于明治政府不遗余力地兴办小学教育,小学就学率不断上升。1873年小学就学率仅为28.1%,1879年即上升为41.2%。到明治末期,这一比率已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也就是说,在大约4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便完全实现了初等教育的普及。
  3. 发展中高等教育,造就科技骨干力量。
  4.   在改进、充实中等教育方面,首先是改革学制。明治政府在实行教育改革初期,中学学制不一,短则2年,长则6年,1881年统一定为“四二制”,规定初等中学为4年,高等中学为2年。1886年又改为7年制,规定普通中学为5年,高等中学为2年。其次是明确中等教育的办学方针。明治初期,日本发展中学教育的目的是就业和升学并重,之后逐步转向以升学为主,就业为辅。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官立高等中学。明治政府在实施中等教育“七年制”的同时,在全国创办了5所高等中学(后改为高等学校),作为中等教育的重点学校。这些高等学校均设立工、农、商、法、理、医、文等专业学科,实际上是专为大学输送学习“尖子”的大学预备学校。再次是中等课程设置要求严格。例如1886年明治政府规定,普通中学应设置的学科为伦理、国语及汉文、第一外语及第二外语、农业、地理、历史、数学、博物、化学、习字、图画、歌咏及体操,并分别对这些课程的教学程度提出了要求,例如第一和第二外语要求达到会话、文法、作文和翻译的标准;又如代数课程,要求具备解释定义和运算整数、四则、分数、一次方程式、二次方程式、开平方、立方、指数、根数、等差级数、等比级数、调和级数和对数的能力。这说明,日本近代中等教育的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对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要求很严,充分体现了明治政府十分重视人才培养的质量和在科学技术领域追赶西方先进国家的决心。在发展高等教育方面,1869年8月,明治新政权诞生不久,便将接办的幕府昌平学校、开成学校和医学校合并,总称为“大学校”。1871年4月,工部省设立“工学寮”,开始着手建立大学。同年4月,又将该校南校和东校合并,创建了东京大学,并在校内分设法、理、文、医四个学院。在开办大学的同时,明治政府还选派优秀人才出国深造。1869年至1870年共派出留学生174名,1882年有进一步改为公费派送留学,以鼓励学生勤奋学习。

  5. 振兴实业教育,普及科技知识,培养中下级科技人才。
  6.   明治政府推广的实业教育的内容广泛,既包括科技知识的普及,又包括科技知识的运用和生产技术的操作,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的科学技术教育。根据上述内容,明治政府将实业教育分为三等:初等为小学的手工科、中学的实业(系指工、农、商等生产和经营事业)科和实习补习学校等。中等为师范学校、普通中学的实业科目(工、农、商等)和实业学校。其中实业学校作为中等技术教育机构,其课程设置要求更高,教学内容更深,分科也更加专业化,例如农业专业学校设农业、林业、蚕业、园艺、农业土木和兽医畜产等科;工业专业学校设机械、飞机、造船、电气、通信、化学、纺织、建筑、采矿、冶金、印染和土木等科。高等则为专科实业学校,实际相当于专科大学。在上述三种级别的实业教育中,兴办中等实业学校又是明治政府的重点。明治政府大办实业教育,不仅有利于劳动力素质的全面提高,而且对于缓解工业近代化期间面临的中低级技术人员短缺发挥了良好作用。
      但是,鉴于明治天皇政权的封建性和反动性,在振兴近代教育的同时,它对由此产生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惊恐不安。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迫不及待地将近代教育纳入以宣扬忠君爱国、儒家纲常伦理和日本神道主义为灵魂的军国主义教育的轨道。1878年明治天皇发表《教学大旨》,强调德育教育“应以孔学为主”,要求学校悬挂古今忠臣义士孝子节妇画像,以对入学幼童晓以忠孝大义。1890年,明治天皇又颁布《教育敕语》,规定人民必须对天皇尽忠,崇拜天皇和皇室。在此期间,明治政府还通过发布《教育令》、《大学教员守则》、《教则大纲》、《学校令》等,强化对学校的思想统制,严禁师生参加政治活动,大力向学生灌输“武勇思想”、“大和魂”和“大日本帝国精神”。明治时期日本教育中出现的智育教育的“近代性”和德育教育的“封建性”,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治资产阶级维新改革的不彻底性,而这种“二重性”又是日本统治集团实现“富国强兵”的战略目标所必不可少的。

    庚辰年六月望、组头佐藤中孝

三、产业革命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的发展

  明治维新初期,由于新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扶植资本主义的措施,日本近代工业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但是鉴于当时尚处于社会重大变革时期,国内局势动荡,各项制度尚不完善。促使私人资本大部分流向商业、运输和金融部门,而对工业部门的投资严重不足。因此,日本的近代工业除少数以军工企业为中心的国营工厂外,基本上仍处于工场手工业阶段。进入19世纪80年代,明治维新的各项重要改革大致告一段落,政局趋于稳定,经济运营开始走上正轨。加之“殖产兴业”政策的贯彻实施,特别是大批国营厂矿廉价转让给私人资本家后,大大调动了私人资本向工矿业领域投资的积极性。于是在1885年前后,日本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出现了私人兴办企业的高潮。之后经过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从中国攫取了包括独霸朝鲜、侵吞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及迫使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以及2亿两白银赔款等在内的一系列巨大权益,极大的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此次侵略战争为契机,日本产业革命即进入全面展开和最后完成阶段。大约到20世纪初,随着产业革命的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制度已在日本确立起来,并迅即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1. 产业革命的开始和基本完成
  2.   日本的产业革命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即从1885年前后至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的早期或前期产业革命和中日甲午战争后至20世纪初的后期产业革命。各个时期产业革命的主要内容是:

    1. 早期产业革命。

        日本的产业革命是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部门为开端的。因此产业革命的进展首先反映在纺织工业上。从19世纪80年代起,在明治政府大量“处理”国营企业和实施保护、奖励措施的推动下,一批享有特权的商人、地主和棉纱棉纺批发商,纷纷把目光转向纺织业。以1882年大阪纺织公司的兴办成功为契机,在80年代中期,掀起了一股设立纺织工厂的浪潮,诸如三重、东京、钟渊、尾张、摄津、尼崎等较大规模的近代纺织厂相继诞生。1885年前,拥有2000纱锭以上的棉纺厂仅20家,每厂平均纱锭不足3000(2985)个,但从1888年起,工厂数和纱锭数急剧递增。到1894年,工厂数增至45家,每厂平均拥有纱锭数达11780个,比1885年增长将近3倍。职工人数也由1886年的1877人猛增到35151人,扩大了近8倍。随着产量的扩大,棉纱出口也呈急剧增长之势。1890年出口量只有31捆,而到1894年已达11796捆,开始打破长期以来棉纱只“进”不“出”的局面。在实现棉纺生产的机械化方面也取得明显进展。1886年以蒸气机为单一动力的棉纺厂占总厂数的40.9%。与此同时,除棉纺以外的其他轻工业,诸如缫丝、织物、造纸、陶瓷、玻璃、火柴、饮食和杂货等行业也取得了程度不同的发展。1886年,上述8个行业的工厂数和职工数分别已达到769家和55734人。
        在包括机械制造在内的重工业部门,尽管也取得了某些进展,但与轻工业相比,严重滞后,且发展极不均衡。它突出反映在:

      1. 工业部门中占压倒优势的仍是国营军工企业,民营大企业为数不多,且机械化程度远比不上军工企业。1889年,陆海军兵工厂的职工数为25073人,使用的动力达8438马力,而同期民营机械(含造船、车辆和机械机器制造)工厂的职工数和使用马力仅分别为20872人和4054马力。
      2. 重工业部门在整个工业生产中的地位明显偏低。据统计,1902年民营工业部门的职工人数达49.8万人,其中机械机器制造、金属冶炼、发电和煤气等重工业仅占17%。在工业产值方面重工业所占比率更低。直至1909年,重工业产值(不包括发电和煤气)为7617万日元,只占整个工业产值的9.6%。
      3. 重工业产品的对外依赖程度严重。仅以铸铁和钢材为例,1890年至1894年,日本铸铁的年均产量为17000法吨,进口19000法吨,占国内消费量的53%。同期钢材年均产量为2000法吨,进口7000法吨,占国内消费量的比率高达77.8%。

        在作为衡量工业化程度重要指标的产业结构方面,虽然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产业结构呈现若干变动,但进展迟缓,直到早期产业革命结束前夕,二次产业所占比重仍然很低。据日本学者大川一司估算,1878至1882年,一次产业平均占名义国民收入的64.7%,二次产业占10.6%,三次产业占24.7%。1888至1892年,一次产业所占比率下降至54.3%,二次产业增加到16.2%, 三次产业上升为29.5%。这意味着就总体而言,日本工业,尤其是近代工业尚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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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后期产业革命。

      中日甲午战争无意给明治后期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打了一支“强心针”,大大加快了日本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

    1. 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纺织、缫丝、制糖、造纸等轻工业又取得很大的发展。1895至1900年间,日本棉纺厂拥有的纱锭,从58.1万个剧增为113.5万个,6年间翻了将近一番。同期棉纱产量也由38.4万捆增至64.7万捆。随着产量的扩大,出口也跳跃式递增。1895年出口量还不到1.2 万捆,而到1900年已达20.9万捆,占生产量的32.3%。与此同时,棉纱进口数量不断减少,即由1895年的近5万捆锐减至1900年的3.1万捆,从而从根本上扭转了棉纱进口大于出口的状况。到1910年,日本棉布的出口也超过了进口。在纺织工业的动力使用上,以蒸汽机动力为单一动力的工厂明显增多。以1899年为例,在80家纺织工厂中,使用蒸汽机的厂家达57个,占71.3%,而早期产业革命期间的1886年只占40.9%,13年间提高了30多个百分点。除纺织业外的其它轻工业的机械化程度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例如缫丝业,1886年使用蒸汽机动力为单一动力的工厂仅占工厂总数的3.6%,而到1899年已猛增至43.2%。造纸业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完全使用蒸汽机为动力的工厂,也从同期的15%上升到35.1%。
    2. 19世纪90年代后期至20世纪初,是日本重工业迅速发展的时期。1900年仅机械机器和金属冶炼两个部门的民营重工业企业已达619家,拥有职工数为66467人。其中职工数一百人以上的企业有91家。到了1909年,这两个产业部门的产值达7617万日元,占工业总产值的9.6%。尽管这一时期日本的工业结构仍以纺织工业为主(1909年为49.4%),且重工业的发展极为畸形,但它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确立了日本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中的重要地位。从重工业的主要部门看,首先,在这一时期,日本加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相继设立了诸如池贝、新澙、大隅、唐津等“铁工所”,并开始生产机床。其次在动力工业方面,日本的发动机生产亦有较大的增长。1909年国产发动机产值已达349万日元。鉴于这时期日本工业生产的主要动力还是蒸汽,因此动力机械的生产必然推动煤炭工业的发展。到1905年,日本煤炭产量已由1896年的506万吨增为1164万吨,1911年又上升为1568万吨。其中工业用煤达478万吨,比1905年增长45.7%。这标志着作为工业主要能源的煤炭工业已完全建立起来。在钢铁工业部门,由于炼铁和炼钢技术的进步以及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的钢铁工业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1896年建立了生产能力为3吨的平炉。1901年八幡制铁所容积为160吨的一号高炉开始投产。到1909年,由这家企业生产的铣铁和钢材,已分别达到10.6万吨和9.7万吨,各占国内供应量的30%左右。除了国营八幡制铁所外,私人资本也陆续开办采用新式平炉炼钢的大钢厂,诸如住友制钢(1901年)、神户制钢(1907年)和川崎造船制钢(1907年)等。自1901年至1910年的10年间,日本生产的铣铁、钢锭和钢材累计已分别达到10.7万吨、100.1万吨和65.2万吨,但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尚有不小的差距。在造船工业领域,发展之快尤其令人瞩目,无论是建造吨级还是建造技术,均已达到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明治政府为了振兴造船工业,于1896年制定《航海奖励法》和《造船奖励法》,加强了对造船工业扶植和保护的力度。此后造船业便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897年日本新建轮船总吨位达1.2万吨,1901年又增至3.2万吨,首次超过进口船舶。1907年下水船舶总吨位又达到6.6万吨。自1897至1912年的15年间,适用于“奖励法”的日本造船量累计为113艘,共34万吨。其中三菱造船所为43艘,占总吨位的61%;川崎造船所为34艘,占总吨位的28%。它们所获得的“奖励金”分别占奖励金总额的66%和26%。与此同时,建造吨级也不断提高,逐步向大型化方向发展。1898年日本已能建造6000吨级的大型轮船,1908年两艘万吨级的轮船--“天洋丸”和“地洋丸”相继竣工。数年之后,有建成排水量2.7万余吨的巡洋舰“雾岛”,从而挤进了世界“造船大国”的行列。
    3. 资本的集中和垄断加强。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国家大力保护和扶植下实现的,而且保护和扶植的重点又是和国家权力关系密切的少数商业和高利贷资本家,因而这类“政商”在资本主义发展前期就具有早期垄断资本家的性质。随着资本主义工业近代化的进展,尤其是进入后期产业革命阶段后,生产和资本集中的步伐显著加快。1909年500人以上的大企业仅占企业总数的0.34%,而使用职工人数却占职工总数的20.9%,其中机械(含船舶、车辆)行业的生产集中尤为令人瞩目,仅占该行业企业总数0.54%的1000人以上的大企业,却集中了35.5%的职工。在纺织业中,以钟渊(三井)、富士瓦斯(三菱)为首的七大纺织公司,1913年集中了整个纺织业资本的57.4%和纱锭的58.7%。此外,煤炭、有色金属开采、私营铁路、海运、造船等行业也分别被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财阀所垄断。各大公司及垄断组织之间,通过相互缔结价格协定、共同销售和生产协定等,结成卡特尔和托拉斯,强化对生产和销售领域的控制。日本的产业和资本集中是在财阀银行的推动下进行的,同时它又反过来加速了金融业的集中和垄断。1901年末,在全国银行约5亿日元存款中,三井、三菱、安田、鸿池、住友等10余家大银行约占三分之二,而其余2000多家中小银行总共只占三分之一左右。
    4. 国家资本迅速增长。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的1906年,山县有朋在给天皇的奏折中,提出了以俄、美、法为假想敌的《帝国国防方针案》,后经与陆、海军大臣协商,于翌年2月制定了《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加快了扩军备战的步伐。根据这一方针,陆军由日俄战争前13个师、平时兵力15万人、战时兵力60万人的规模,扩大到19个师、平时兵力25万人、战时200万人;海军将由1903年的舰艇148艘、25.3万吨,增加到1912年末的179艘、53万吨。与扩充军备相呼应,1906年3月,日本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法》,并于翌年9月以发放公债的形式,把相当于国有铁路营业里程一倍的17家私营铁路公司全部收买,以确保军事运输的迅速、畅通和运费的下降。在扩军方针的指导下,陆海军兵工厂的规模急剧膨胀。1903年陆军兵工厂的机械动力为7548马力,职工为27129人,而到1912年已分别增至39930马力和33444人。海军兵工厂发展尤为迅猛。机械动力和职工分别由同期的12295马力26464人增至89426马力和43082人,亦即10年间使用动力和职工人数分别递增了6.3倍和63%。随着军事工业的急剧扩大,以国营铁路、国营企业(八幡制铁所)、陆海军军工企业为核心的国有资本快速积累,成为日本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结构中的重要一环。据不完全统计,1900年国有企业资本总额为1.39亿日元,1909年增至9.89亿日元,1914年又进一步提高到11.43亿日元。它在全国企业资本总额(全国公司实缴资本+国营企业资本)中所占比重,1900年为15.1%,1909年为42.0%,1914年虽有下降,但仍高达35.6%。

      庚辰年七月朔日、物头佐藤中孝

3.日本产业革命的主要特征。

  日本是在比较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产业革命的。一方面由于长期封建幕藩统治和闭关自守,资本主义发展迟缓,难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而明治维新后的资产阶级改革又很不彻底,政治经济上尚保留着浓厚的封建势力,给资本主义的发展设下了障碍。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在日本建立时,西方先进国家已进入垄断资本的前夜,使日本沦为半殖民地的严重危险。这些内外条件,不能不使日本的产业革命具有许多与欧美不同的特点:
  第一,日本产业革命是在国家资本的带动下和对外军事侵略中发展起来的。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国家资本也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无法与日本相比。日本从产业革命开始到基本完成,推进资本原始积累的主体,始终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明治政府,而不是资产阶级本身。首先,日本的产业革命,一开始就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地组织、指导和推行的,并不象欧美国家那样,经过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自发地展开和实现。其次,明治政府通过发行“金禄公债”,设立“创业基金”和“劝业基金”,增加财政信贷以及“处理”国营企业等一系列措施,支持、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而其重点又是与国家权力关系密切的少数享有特权的大“政商”。这必然导致私人资本,特别是大财阀对国家权力的依附。再次,明治政府大力兴办以军需工业为核心的国营企业和与军事目的密切相关的社会基础设施,不仅确保了国家资本在日本资本主义中的特殊地位,而且通过这些国家资本直接或间接地为私人资本的发展提供方便。因此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明治政府直接利用国家权力对私人资本加以扶植和保护,那么日本的产业革命就很难在较短的时期内得以实现。
  第二,鉴于日本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日本产业革命的进程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具有典型意义的英国显著不同。英、法等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一般是从消费资料生产部门,尤其是纺织业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开始,在这些行业的机械化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再扩及生产资料生产部门。日本的产业革命过程则要复杂得多。两大工业部类的近代化相互交错,呈现明显的非规则性:一是就国家资本而言,资本主义工业化仍是从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起步,然后扩大到造船、机械等重工业部门。二是就国家资本而言,由于明治政权成立后接收了封建幕藩的军工企业,已有一定的重工业基础,加之军事上的需要,在新政权建立伊始,便大力发展以军需工业为主体的重工业,因而在这一领域,资本主义工业化又是首先从重工业开始的。三是就私人资本与国家资本的关系而言,如前所述,日本的私人资本是在国家资本的积极扶植和严格保护下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在国营重工业的带动和促进下,私营轻工业才得以迅速发展,并较快地将产业革命推向重工业部门。
  第三,日本的产业革命是通过移植西方近代产业和外国技术装备实现的。当日本开始实行产业革命时,西方资本主义业已进入高度发展的阶段。这一状况,一方面反映日本资本主义的后进性,另一方面也为日本学习西方近代文明,大量引进它们的先进技术设备创造了条件。1893年日本从国外进口的一般机器设备为149万日元,蒸汽机为18万日元,纺织机为35万日元,而到1897年,这三项机器设备的进口额已分别增为1762万日元、131万日元和540万日元,分别相当于1893年的近11.8倍、7.3倍和15.4倍。大量外国技术设备的引进,固然对日本近代工业的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毕竟由于日本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特别是重工业偏重于军需工业,重工业的结构畸形,其中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尤为落后。这就必然加深对外国技术设备的依赖程度,影响了本国独立、完整的重工业体系的形成,迫使日本政府在产业革命基本完成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得不仍然把振兴重工业作为重要政策目标。

庚辰年八月既朔、物头佐藤中孝

四、产业革命时期的国内市场

  产业革命的进展和近代工业的振兴,必然导致农村自然经济的进一步瓦解和社会分工的加深,使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化程度大大提高,从而为国内市场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尽管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日本资本主义自身的弱点,这一时期国内市场的发育尚不充分,但与明治初期相比,无疑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1.商品市场。

  以铁路为骨干的陆上交通网的形成,对商品市场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1910年日本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已达8661公里,1915年又增至14094公里,铁路长度年均增长1000公里以上。同年全国铁路客运量和货运量分别为67.9亿人公里和55.4亿吨公里。从当时日本全国人口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看,发达程度不能算低,标志着日本陆上交通网的建立已初步完成。它对于促进地区内的物资交流、振兴地区经济、密切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推动全国统一商品市场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

  1. 各产地与沿海港口之间的商品流通日趋活跃。发展对外贸易是明治政府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由于日本工业技术水平落后,产业革命的实现在相当程度上需要依靠引进外国的技术设备。1907年到1916年,日本工业品的进口依存率(进口占内需的比重)平均高达16.4%。其中金属制品为50.9%,机器设备为40.3%,化学制品为33.7%。这就迫使日本不得不努力扩大出口,特别是以纺织品为核心的轻工产品的出口。因此进出口商品自然成为国内商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城乡间的商品交流不断扩大。产业革命的进展,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一方面大城市作为巨大的生产和消费基地,在商品市场中的地位愈益重要。另一方面,随着地区经济的振兴,地方工业城市也不断出现。交通运输的发展,又把农村和城市、中小城市之间以及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大大促进了商品在市场上的流通。
  3. 商品市场价格趋于统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于地区商品价格差的缩小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大米价格为例,1880至1882年,群马县的米价最高,平均每石为11.5日元,秋田县最低,平均每石为6.6日元,二者的价格差为1.7:1。1894至1896年,米价最高的琦玉县(平均每石9.7日元)与最低的秋田县(平均每石7.3日元)的价格差已缩小到1.3:1。地区价差趋于缩小无疑有利于抑制利用地区价格差牟利的投机倒卖活动,推动全国统一商品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2.金融市场。

  日本金融市场的形成较早,经过产业革命又进一步得到完善。
  首先在银行制度方面,1872年明治政府根据《国立银行条例》开设国立银行。1876年又修改该“条例”,允许私人设立银行。1879年成立专门经营外汇业务的横滨正金银行,1882年作为中央银行的日本银行宣告成立,1896年又成立农工银行和日本劝业银行。之后北海道拓殖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等一批专业银行又相继于1900年和1902年设立。至此,经过30余年的努力,在日本已形成了以日本银行为中央银行,包括各种专业银行和遍布全国各地的普通银行在内的银行信用体系。

  1. 日本银行作为国家中央银行,拥有统一发行银行券和对各银行业务实施监督的权力。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和调整官定利率,以维持货币流通量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相适应。日本银行还承担向产业部门融资和向政府提供信贷的职责。
  2. 专业银行中除专司外汇业务的正金银行外,其余如劝业银行、农工银行、兴业银行等尽管也是国立银行,但其主要职责在于为国内各有关产业部门提供长期低息贷款。
  3. 普通银行大多为私立银行,按其业务范围又可分为都市银行和地方银行,其中都市银行规模较大,尤其是财阀银行实力雄厚,例如1890年,仅第一、三井两大银行的存款额即占普通银行存款总额的42%。地方银行则规模较小,大部分是各地方政府和当地产业界为振兴地方经济而设立的。鉴于银行在日本资金融通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即所谓“间接金融”),银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金融市场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其次在证券交易制度方面,由于日本银行普遍采用抵押贷款方式,而作为抵押品的债券、期票等是有偿还期的,当债券等持有人在偿还期到来之前需要资金时,就需要把持有的债券等出售或转让出去,以取得资金,维持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因此,银行业的发展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证券市场,尤其是二级市场的建立。明治政府成立后虽然曾多次试图仿效西方引进交易制度,但均因条件不成熟而未能实现。直至1893年新交易所法出台后,才使证券交易制度走上正轨。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后的经济发展时期,日本各地已普遍设立了交易所。
  再次在金融管理方面,明治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宏观调控,主要通过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施。1881年10月,松方正义接替大隈重新担任大藏卿后,为了平抑通货膨胀,提出了紧缩财政开支和增加税收、整理和减收纸币、设立中央银行和建立近代货币信用制度的主张。“松方财政”的实施,表明明治政府已经比较早地意识到采用财政手段对金融市场进行干预的重要性。至于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的实行,则是在作为国家中央银行的日本银行诞生之后。日本银行通过调控货币发行量和官定利率,对金融市场施加影响。

3.劳动力市场

  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明治时期的日本劳动力市场不断扩大。1886年,包括工矿业在内的工人约10万人,1900年达53万人,产业革命大体完成时的1909年又急增至115万人。这一时期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是:

  1. 劳动力来源已由明治初期的破产农民、没落的下层士族和旧手工业者,转向滞留在农村的庞大过剩人口。其中又可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农民子女外出打零工;二是农民的二、三男因家庭贫困而不能分家立户,结婚后单身或携妻子外出谋生;三是因破产而无法在农村生活,被迫全家流入城市。据统计,这一时期,日本工人的80%来自农村。
  2. 工人的地区和行业分布比较集中。从地区分布看,主要集中在工业比较发达的近畿、南关东、北九洲、东北、东海道等太平洋沿岸带状地区。这一地带的工人数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68%。从行业分布看,主要集中在以纺织业为主体的消费资料生产部门。1902年,日本私营工业工人总数达49.8万人,其中消费资料部门(包括纺织、食品、陶瓷、玻璃、造纸、火柴、杂货业)为41.3万人,占总数的82.9%。在上述7个行业中,纺织业遥居首位,达26.9万人,占工人总数的54%。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包括机械、器具制造、金属冶炼、电力和煤气业)仅为8.5万人,占工人总数的17.1%。
  3. 劳动力结构畸形。突出反映在女工和童工所占比率较高。由于劳动力的行业分布严重偏向纺织部门,必然导致这一情况的出现。1894年,女工在工人总数中所占比重曾高达62.7%,之后虽然逐年下降,但到1913年仍维持59%的高水平。在纺织行业,女工所占比率则高达80%(1900年前后)。日本企业还大量雇用童工,尤其是纺织业的女童工。据1899年的统计,未满14岁的童工达4.1万余人,占统计人数的10%以上。
  4. 工人劳动条件恶劣。一是劳动时间长,工人劳动时间一般超过10小时,繅丝女工则在13小时以上,有的甚至长达17和18个小时。二是工资低,鉴于产业革命时期的劳动力市场,从总体看还是“买方市场”,这就为资本家压低工人工资创造了宏观环境,而且从微观角度看,企业为了残酷压榨工人,还采取种种措施控制和降低工资总额,例如工资等级制,等级的划分越来越细。1886年3月横须贺海军工厂的职工工资等级为20等(从120钱到10钱),1892年3月扩大到26等(从140钱到10钱),此外还增加特别一等至特别4等(从180钱至150钱)。再如,采用以工龄为基础的提薪制,并规定提薪人员幅度。按照上述横须贺海军工厂1881年的规定,1至13等级的普通工人每年提薪5钱,提薪面为普通工人总额的五分之一,制图工人每人每年5钱,提薪面为制图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14至16等级的普通工人和制图工人每人每年均增加5钱,但提薪面前者为四分之一,后者则为三分之一。至于一般中小企业及矿山,情况则更糟。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徒工制和“饭场制”、“纳屋制”(工头制)的采用,又加重了对工人的剥削。在工人工资待遇方面,女工又远远低于男工。例如1889年纺织女工的工资只及同行业男工的48.1%,1900年也不过为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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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代企业组织制度的建立

  明治政府在推进产业革命的过程中,为了解决发展资金不足,加速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积极引进西方近代企业组织制度--股份有限公司制,并在较短时期内使之得到推广和普
及。
  近代公司知识的引进和公司法规的制定。早在明治维新前后,经过福泽渝吉(《西洋情况》)、神田孝平(《经济小学》)、加藤佑一(《交易心得草前篇》)、神田孝平(《美国商会法则》)等人的介绍,西方近代企业知识逐步传入日本。1869年明治政府设立通商公司、外汇公司和回漕(船运)公司等,就具有用具体实例普及公司知识的性质。接着大藏省又在1871年出版涉泽荣的《立会法则》和福地源一的《公司辩》,以官方名义从上而下传播公司基础知识。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还相继制定了一些公司法规。例如1882年颁布的《国立银行条例》和《国立银行成规》,就是最初的有关设立股份公司形态企业的法令、规则,它对股份公司的组织和运营作了详细规定。19世纪70年代其他产业的股份公司也是参照这一条例设立的。作为近代法制建设重要一环的商法几经周折,也于1890年颁布。1893年商法中有关公司法部分的条款开始实施,对股份公司、合资公司、合名公司的规定更为明确。
  股份公司制的推广和普及。随着公司法规的建立,从19世纪80年代起,在日本近代产业中股份公司的发展十分迅速。1885年全国股份公司仅1135家,占公司总数的46·2%,
  1891年猛增至4337家,占50·4%。从个人持股情况看,1880年日本全国共有股主24·5万人,而到1888年,股主数增至68·4万人。每家公司的平均股主数也由同期的56·9人上升到97·1人。也应该看到,股份制企业在日本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鉴于三井、三菱、住友、古河等大财阀拥有巨额自有资本,且能够维持高额利润,因而大多采用封闭性的合名公司或合资公司组织形态。加之,传统产业以及规模经济效益较差的行业,采用个人经营或同族经营的企业也很普遍。这就大大推迟了企业组织向股份公司形态转换的进程,引起企业组织形态中的“二重结构”。事实证明,从1891年股份公司达到占企业总数过半数的高峰后,股份公司设立虽继续增加,但它在企业总数中所占比重却呈递减之势,到1910年己下降到40·8%。 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从总体看,大体在19世纪80年代,股份公司制已在日本企业中确立于优势地位。只要分析一下日本各企业形态所占全国实缴资本的比重,就可以明显看出。1885年日本全国公司实缴资本总额为1·74亿日元,其中股份公司己占87·0%;1889年公司实缴资本总额增至6·22亿日元,其中股份公司占90·1%。之后虽有所下降,但直到进入20世纪10年代,股份公司在公司实缴资本总额中所占比率一直保持在80%以上。1900年各类公司的实缴资本总额高达14·81亿日元,比1889年又扩大1·4倍,其中股份公司占84·0%,合资公司和合名公司分别占6·5%和9·5%。
  产业革命后期股份公司的发展。以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为契机,日本产业界又掀起了一股设立股份公司的高潮。其主要特征是:
(1) 财阀企业对设立股份公司的态度转趋积极,其中三井财阀最具代表性。三井财阀由三井“同族会”机构控制下的合名公司--三井银行、三井物产公司和三井矿山公司等组成。自1909年设立作为母公司“三井合名公司”后,这些直系企业便从合名公司中分离出来,改建成股份公司。此后,三菱财阀所属的一些企业也相继脱离“三菱合资公司”,设立独立的股份公司。
(2) 设立股份公司的行业逐渐扩大。早期设立股份公司较多行业为轻工、金融、运输和保险业等。日俄战争后,随着重工业的快速发展,在这一部门(如电力、煤气等)设立股份公司也日益普遍。
(3) 出现企业“大型化”的趋势。产业革命后期,随着企业兼并加剧和生产设备的扩大,一批大型企业相继诞生,例如由富士纺织公司与东京瓦斯公司合并而成的“富士瓦斯纺织公司”,由东京人造肥料公司与大阪硫安苏达公司合并设立的“大日本人造肥料公司”等等.此外,诸如川崎造船厂和王子造纸公司等其他一些企业,也通过扩充设备实现了大型化。

辛巳年七月朔、物头佐藤中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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