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印三国佛教比较
首先声明，我不信任何宗教，所以对佛学的研究很浅薄，不求甚解，略有会意而已。所以本文名为研究佛教，其实不过以此为幌子和切入点，想借此研究一下思想领域里的一些普遍状况。
因为宗教也是一种人创造的东西，所以许多的基本性质和别的世俗学问都是互通的。比如黑格尔临死前说道：“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了解我。”但紧接着又说：“不，连这个人也不了解我。”我不知道释迦牟尼佛入灭前是否也说过类似的话，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即使理解了又怎么样？佛教不是也和黑格尔哲学一样分成许多派系，每家都说自己理解的才是佛之真义吗？归根到底，宗教的“宗”，是指世界的终极真理，而“教”是指语言表现。我同样不知道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终极真理，但即使有，肯定也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面对这种矛盾，我国的禅宗有一个很滑头的主张，就是：不是用语言的教理体系，而是试图用信仰的实践来加以扬弃。可是实际上，不久禅宗也分化为南北两宗，处处有着人的烙印，我只见到宗教里充满了世俗的派系压轧，却没见到什么天花乱坠的神通力。不过，在后一点上释迦牟尼本人倒是和我意见一致。
释迦牟尼也反对神通力之类怪力乱神的说法。约公元前六世纪，佛教源起于的印度，据说释迦本为王子，因见人不能免除生老病死的痛苦，遂出家探索人生真理，后在菩提树下悟道，开始为众生说法。当时的印度，婆罗门教的势力极大，他们重视人出生的阶级，以咒术密法控制信徒。释迦牟尼认为这种方法是邪门外道，严格禁止门徒使用，在《长阿含经》中，曾明白宣示，反对邪魔外道的神通法术。
释迦牟尼在哲学上的贡献是看出人生与宇宙本体的“主观”及“客观”二元真实性。他认为，主观、客观二元不可分离，分之为“空”，合之为“涅盤”。人只有在认识到主观人生的“空乏”，能“觉”，然后“悟”及宇宙本体的客观真实时，人始得以进入涅盤，而回归宇宙本体，是为“成佛”。
问题是当科学也处在萌芽的阶段，连科学家本身都还是一群迷途的羔羊，更遑论普罗大众。没有科学的证据，是主观也好，客观也罢，人人各见一观，各执一词，公公婆婆都有道理。
佛家认为，人本是一张白纸，全靠感官与外界接触，把刺激讯息保存下来，称为“我”。换个角度说，在无限的空间、时间中，有一个排列组合的变化，因果相循地连续作用下去。每当录入及读出资料之际，霎时的感觉，就是“我”。
佛教认为，“我”只是那种感觉，人却以为那种感觉是“我”。人一旦进入这种“我”的循环中，就成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释迦牟尼看到了这一点，也意识到了存在有全部时间、空间的排列组合，用今日的术语来说，就是主观与客观。释迦牟尼更了解当主观个体把客观真实隔绝在“我心”之外时，就会有痛苦烦恼。所以，他提出“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屏障既去，人与客观即融合为一，是谓成佛。
不幸的是，人能用语言文字沟通，就把语言视为沟通本身，而把沟通视为理所当然。往往开口就说，认定别人一定会懂；张耳就听，以为自己认定的一定是真。实际上，语言文字只是智慧的载具，“懂”则是智慧所结的果实。人在未得智慧、没有完全了解及掌握载具之前，根本不可能“懂”，充其量是一知半解而已。
在释迦牟尼说法之初，他力求将所悟及的智慧精义，用大家还未能充分掌握的语言阐述，结果信众茫然了。为了教化那些时机尚未成熟的众生，释迦牟尼便采用了一些“方便法门”，按教育界的说法，这叫“教学公理化体系”。于是，他创建了大小乘之分。先是传播“小乘”，小乘佛教讲究修自身的公德，使自己得以脱离轮回苦海，是渡己的工夫，比较符合一般民众最切身的现实利益。大约不到十年的时间，当信众水准提高后，释迦牟尼就开始讲授“大乘”，这是度人的工夫。其中专讲智慧，亦即梵文的“般若”一事，竟达二十二年之久。尽管如此，释迦牟尼在大乘之上，据说还保留了一个“最高乘”，以之为指挥金字塔的顶尖，这个“最高乘”就是禅宗（真是如此还是禅宗自称的我就弄不清楚了），这不论从人类社会或智慧结构上看，都恰如其分。
释迦牟尼入灭后，佛教渐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婆罗门教也吸收了佛教教义，形成了印度教。而很多印度教、婆罗门教教徒，也加入了佛教徒的行列。
这里之所以强调“释迦牟尼入灭后”，是因为不久佛教就开始分化。以当时印度人民的文化水准而言，对释迦牟尼佛深奥的大乘精义，确是很难接受。但是小乘佛法但求自我的福德功果，却深入人心。于是某些有心人又渐渐在小乘中吸收了婆罗门教的咒术密法，以满足大众的通俗趣味，以及对神秘力量的好奇。这种做法显然与释迦牟尼的初意不符。为自圆其说，那些将婆罗门咒语纳入佛教的人士，遂提出释迦牟尼是应身佛，另有法身佛毗卢遮那以密咒真言传道，人修持后“即身成佛”的理论，为了区别于尊崇释迦牟尼佛的显宗，他们自称密宗，反正释迦牟尼本人创造了大小乘的两级体制在先，现在此派人士又在释迦之外造个密宗也不足为奇。
从此，佛教有显、密之分，显宗是释迦牟尼所说的各种经典，主张弘法悟道；密宗则是毗卢遮那佛所传的秘法，以真言密咒修持。密宗的主要经典是《大日经》，主张即事而真，即身成佛。另有《金刚顶经》详述如何应用这些理论，指出人之淫、怒、痴、狂等，都是达到真实的“方便法门”。他们主张“乐空双运”，主张放纵肉欲，藉贪染供养以悟道。《金刚顶经》即言：“奇哉自性净，随染欲自然，离欲清净故，以染而调伏。”在公元七世纪左右，佛教在印度大盛，密宗成为主流。释迦牟尼创建佛教，本来也有移风易俗的因素在内，可是到了最后，被易的却是他自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就有什么样的思想体系，巫蛊盛行的印度，给密宗提供了土壤。
有了肉欲的贪染，就有物质的需求，于是佛教与外道合流了。佛门大开后，最初被释迦牟尼斥为“外道”的婆罗门教徒，都摇身一变，成为佛教中坚分子。为了迎合广大信徒的需求，各种咒语都被采入经典。晚期“左道密教”（旁门左道一词的来历）更进一步吸收了民间多神信仰的特色，形成“曼荼罗”组织。到了第八世纪，密宗传至东印度，又融入了印度教性力崇拜的形式，以男女双身修法，作为成佛的手段。所谓“乐空双修”，是指修行者可以从男女性交中得悟成佛。对愚民而言，这毋宁是天大的好消息。既能享受性欲之“乐”，又可得成佛之“空”，自欺欺人一至于斯！
到了公元十一世纪，在波罗王朝末期，信奉伊斯兰教的军队大举入侵，直斥佛教的荒谬。他们毁僧灭寺，佛教徒也纷纷放弃了早已变质的信仰，改信伊斯兰教或印度教，违背了理想的初衷，佛教也就没必要继续存在，至十二世纪末，佛教基本便在印度绝迹了。
几千年来，佛教宗派争论不已，将释迦牟尼佛的思想肆意扭曲。即令传到了中国，由于传入时间先后有别，翻译的经典各异，教义也有极大的分别。
我们都是中国人，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经历想必大家都知道，诸如汉皇梦神、白马驮经等典故谁都能背出一串来，中国佛学的特点也可以去看蔡志忠漫画，我就不在具体问题上多费笔墨了。
约在公元四七○年，显宗的第二十八代传人菩提达摩尊者，因见印度时机未到，便渡海来到中国，教外别传，创立了最高乘禅宗。后来到了六祖慧能时，禅宗才最后实现了中国化。作为真正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最终压倒了其它流派，目前我国现有的寺院以及遗迹，或多或少都和禅宗有一定联系，这是中国佛教史最终归入禅宗的证明。还有一点要特别强调的是，六祖慧能俗家姓卢，虽不知是我家那一个宗支，但确属范阳苗裔无疑，这才是我特地费笔墨为他吹捧的主要原因。
另外，佛教本来和葬礼是无涉的，僧侣的安葬议事十分简朴。但无论哪个国家，一旦佛法兴隆，世俗信徒增多，就会希望有佛教的葬礼仪式。当然不同国家的具体形式是不同的啦。在我国，在几乎全面吸收儒家礼仪的基础上，产生了今天葬礼的原形。它巧妙地吸收了慧能提倡的“无相戒”的简易大众受戒法。按律，对非佛教徒不该举行佛教葬礼，但只要对他施行死后受戒，就能说的过去了。这大概就四放焰口的滥觞吧。
相对而言，一般中国人对密宗了解较少，所以这里我简略介绍几句。密宗是在公元八世纪唐朝时传入中国的，基于国情不同，密宗不谈“乐空双运”，改名真言宗。其实，因地利之便，密宗早在五世纪就先传入西藏，但却未能普及。直到唐朝文成公主与西藏松赞干布联姻，在拉萨修建了大昭寺、小昭寺，佛法由是大兴。松赞干布去世后，西藏内乱，印度密宗大师莲华生受邀入藏“调伏群魔”，他以密教为主，加上一些显教成分，以及本土本教等，奠定了藏密的地位。
西藏密宗又分三派，历史最久远的为宁玛派，因其喇嘛头戴红帽，故俗称红教或红帽教。该派的教法共有九乘，声闻、缘觉、菩萨三乘，合称“共三乘”，尊“化身佛释迦牟尼”佛旨；另有作密、行密及瑜伽密合称“外三乘”，为“报身佛金刚萨”所说；另有大瑜伽密、无比瑜伽密、无上瑜伽密，称“内三乘”，则是“法身佛普贤”所说。
其次为噶举派，俗称白教，头戴白帽，苦修为其特色。势力较大的则是格鲁派，僧侣多戴黄帽，俗称黄教，是宗喀巴改革西藏各教派时所创立的。其教义严谨，修行人崇尚苦行，禁止娶妻。宗教首领采取活佛转世相承制，由达赖、班禅领导，分别驻锡在拉萨布达拉宫及扎什伦布寺。
十二世纪时，西藏黄教势力大兴，红教便外流传入四川藏区，在甘孜藏族的白玉县，建了噶陀寺，及后迅速发展，最盛时拥有信徒百余万人。
这里有一个文化传播的问题。通常文化传播应该是指一个具有先进文化的国家或地区，把他高度发展了的文化向其他地方移植的过程。但是实际上因为具体情况的不同分成几种类型，主要是因为接受文化一方的社会状况、期待程度，乃至接受和容纳能力等等问题所致，对外来文化不一定是兼收并蓄的：
当先进文化圈的文明向另一个同样高度发达的异质文明传播时，遭到的抵抗往往很剧烈，即使在一番艰难的摩擦后被接受了，也往往被改得面目全非。佛教初来到中国时，我国社会对此并不是很热心，佛教在中国扎根，不但经过了很长时间，而且还是因为它自身为适应中国社会而作了很大的变化。
当先进文化向落后文化圈中传播时，接受的一方一般都持欢迎态度，因为他们无需艰苦的努力就可以继承丰硕的先进文明成果。同时，他们一般会尽力保持先进文化的原状不会轻易改动，即使多年后原产地已经沧海桑田，他们这里往往还古风依旧。中国之于朝鲜就是这样的例子。传给朝鲜的佛教，是中国唐代中期全盛时期的禅，虽然历经多年王朝兴亡，但基本的形式一仍其旧，古意盎然。而在中国，或融会念佛，或改换仪礼，变化不断，以迄至今。
落后地区向先进地区传播文化的事情也有，但主要是一种猎奇图新鲜的心理，虽然也有时候会最终接受为本地文化的一部分，但总体来说影响不会很大。至于两个落后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恕我孤陋寡闻，没听说过。从道理上推测，即使有，也很少会有人专门注意研究。
佛教传入中国是典型的先进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传入朝鲜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传教，但进入日本时却同时混有二者的特点。平安时代传入日本的天台、真言两大宗派，至今仍保持着我国唐朝都市佛教的韵味，至于镰仓时期传入的禅宗，也同样飘散着浓厚的宋禅气息。但真正最盛行的，却是带有日本特色的念佛系统和与之配套的净土真宗。
佛教正式传入日本，有宣化三年（538）和钦明十三年（552）两说。但在其传入初期，是被禁止对庶民传教的。我们知道，那些影响巨大，带有国教色彩的宗教，一方面必须要对统治阶级高层施加影响，另一方面也必须在广大民众间普及。做到前者，固然可以得到官方的帮助，在推广普及上有很大的便利，但更重要的还是后者，只有实现后者，才有可能由宗教势力变为社会势力乃至政治势力，所以才能成为国教。就比如现在中国香火比较旺盛的名山古刹，那一个历史上没点政治背景？敕造的大相国寺之类且不提，前一段时间不是又重拍了少林寺的电视剧么？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把神道教定为国教，当时发了一个神佛分离令，内在道理都是相同的。
所以，虽然佛教传入日本相当早，但实际上它在日本真正的扎根，却是在大约五百年后的平安后期。有意思的是，在中国佛教史上，各种真正有影响力并流传至今的中国式佛教流派，也是在佛教于汉朝传入后大约五百年后的东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创建。这两个五百年只能说是巧合了。但是东晋南北朝是一个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繁的时代，日本的平安后期也是如此，这就不是巧合了。正是因为频繁的战乱，使人感到迷惘忧虑对人生产生怀疑，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加剧了对死亡的恐惧。为了寻找精神寄托，于是佛教受到推崇。可见佛教思想从传入到成熟，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条件的，这一切都是与现实（或者说是世俗）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
在日本，得以迅速发展起来的，是独特的念佛系统的佛教。从中国大陆传来的佛教，开始时候只能满足贵族们的精神需求，却不能实现普通民众对宗教的渴望。只有注重死后往生和现世利益，并用简单的手段操作和实现后，才能被普遍接受。这也就是净土宗获得成功的原因。净土宗的创始人法然（1133～1212）是平安晚期的僧侣，十四岁入佛门，四十二岁开窍，他告诉世人，只要口诵“南无阿弥陀佛”，人人死后都可入净土，法然强调三件事：诚心、敬神和祈求往生净土。在现代的我们看来，只要口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获得死后的极乐世界，这未免和鲁迅在《祝福》中写的祥林嫂只捐一条门槛就企图使灵魂得救一样，是一种为人所笑的愚行。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这使得几乎一般群众都能接受法然的教义，因为教义中说：不管贵族和平民只要念佛人人都可得救，这实在太平易近人了。枪打出头鸟，其他势力强大宗派的对净土宗由妒嫉而迫害，使法然和信徒曾一度被放逐，不过终因其比其它佛教宗派更能适应日本一般民众需要，所以在教派斗争中最后获得胜利，净土真宗并且成为战国年间的一股重要势力（净土真宗是亲鸾于镰仓时代创建）。
还有一位也不可不提，就是日莲宗的开山始祖——日莲（1222～1282），他是镰仓时代僧侣，十二岁入佛门，三十二岁开窍，认为《法华经》才是佛教惟一的宝典，并且强列批判其他的宗教，鼓吹只要口颂“南无妙法莲华经”，人人都可成佛，而且唯有日莲宗才能解救国家。他四处游历传播自创的教义，他告诫世人，若不信日莲宗就会下地狱。显然，日莲宗和净土宗在某些地方是很类似的，所以在社会上的遭遇也有些类似，日莲一生几乎都在为反宗教迫害而努力，而且由于他过于激进，所以遭到幕府厌恶。不过他运气不坏，预言说：幕府若不信奉日莲宗，国家将会遭到外来的侵略。原本只是乌鸦叫，不料不久以后，蒙古入侵日本（同样引用鲁迅在《祝福》中的一句话作评：不迟不早，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总之，预言成真了！？崇拜他的人立刻大增，日莲宗也因此普遍起来！但最后，日莲宗和净土宗一样成为日本佛教的主要流派之一，可以看出，这两个宗派成功的原因是有互通之处的。
这里暂时把问题再拉回到中国。作为一种宗教，必须要有一些不同于世俗的神迹才能吸引信众，这点无论东西方都是相同的。所以，无论什么宗教，在它们的典籍中都要花大笔墨写写天降祥瑞什么的为自己涂脂抹粉。作为一种社会普遍的现象，中国和印度、日本并无不同。但为何唯有中国的禅宗对虚构神通力最不积极呢（也不敢说绝对没有啦，毕竟转了那么多人的手，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我认为，这和儒家反对怪力乱神的思想有关，毕竟佛教传来我国时，儒教的正统地位已经创立，佛教要想在中国流传，就不能与当地意识形态完全正面冲突。至于民间对神秘力量的渴望，中国这边还有道教呢。道教作为宗教，真正的形成虽比佛教传来的晚，但比佛教推广普及得早，而且它借用的是本土早已有的先秦哲学思想和民间神话，假设佛教与之正面竞争，至少不会是现在这种双赢的局面。所以，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是将某些接近释迦牟尼本源的佛学思想，结合中国儒家文化的特色，又在一定程度上和道家互补而不是竞争，由此形成的。这点和日本及印度截然不同。日本的念佛系统简单明了，而印度的密宗将修炼方法弄得神神秘秘，这可能要用两国的民族性和历史传承（比如印度密宗受婆罗门教影响很深）来解释。
日本也不是没有禅宗，但直到也象密宗、净土真宗那样注重死后往生和现实利益，并采用简便的实践方式和咒术后，才真正被普遍接受。把禅传入日本，最早有法相宗的道昭（629～700，从师于慧可的弟子慧满），其后有道璿（702～760，从师于北宗神秀的弟子普寂），他是日本奈良的南都六宗（三论、成实、俱舍、华严、法相、律宗）之一律宗的初祖。不过他们只是传来某些通用的佛学思想，并没有在日本流下传播禅的记录。大概是因为禅的思想本是为了否定难解的教理、以简明达意为实践中心而产生的，对当时的日本文化水平，理解这种理论还有些困难。道璿的律和禅的系谱虽然只是形式，但传于最澄（767～822），却成为他入唐求法的动机。不过，他传回的禅也同样没受欢迎。比起艰苦的修行和高深的理论，当时的日本还是对关怀现实利益的咒愿更欢迎。
直到镰仓幕府时代，随着社会进步和佛教兴旺的大形势，禅的地位才真正确立。在中国历经兴亡的五宗七家里，传于日本的是临济和曹洞。本文是探讨一些思想文化领域的特征，不是介绍禅在日本的流传史，所以对具体过程就不再介绍了。不过还要再说几个和本文主旨有关的人。一个是荣西（1141～1215），原是天台宗的和尚，为了使综合各个宗派的佛教再兴而入宋求法，于是传来临济宗（黄龙派），同时他也是茶道的创始人。临济宗因为受贵族垂青而兴盛，而曹洞宗的道元（1200～1253）面对时代的替换，来到远离京城的越前建立了永平寺（仿照我国天童山德景寺的样式），打算发扬纯粹的禅的精神。但由于社会环境的因素，不久他信徒受弹压而四散，宗风也面临被改造的危机。他本人晚年过激的批判态度，也反映了这一背景。还有一个是莹山绍瑾（1268～1325），当时规矩刻板、修行严格而枯燥淡漠的曹洞宗，面临衰亡的绝境。所以，他对密宗注重现世利益的方法大肆吸收，又使曹洞宗起死回生。
由于念佛系统太受欢迎，所以还出现了把禅和念佛结合起来的“妙好”（这个词是对净土真宗者的赞语，指绝对信仰虔诚，绝对顺从环境）。其实这种随顺万物的做法，是为了加深念佛体验，而和日本委运乘化的“自然法尔”思想结合。认为既然一切事物都可以从禅解释，万事万物就无不是禅的观点，是一种世俗化的禅思想，并不正宗。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各种艺术中，随着禅一起传入的茶、花、绘画、建筑、武术等等，日本全都以“道”呼之，并喜欢从禅里面寻找它们的精神内涵。把本意是否定性的禅和世俗文化联系在一起，应该也算野狐禅的一种吧。
总之，由上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原本最有中国特色的禅如何一方面保持原有的形态，一方面又受到各种日本式的改造。这和前文提的文化传播特点是吻合的。
日本佛教还有几个特点，比如中国寺院流行的十方主持刹制（招聘与本法系无关的优秀僧侣的制度），日本就没有。这可能和日本社会武家宗族制度有一顶关系。还有就是在明治维新后，为了以神道教为佛教，发布了《神佛分离令》。稍后又有“太政官布告第百三十三号”（1872）宣布僧侣可以随意吃肉蓄发娶妻，除法事（法事和发式同音……）外，穿着可以与一般人相同。本意是放弃国家对佛教的管理，但许多和尚趁机把它当作官方对吃肉娶妻的赞同，从此再不受戒律约束。
其实日本佛教戒律废弛由来已久，这也是和其社会文化有很多关联因素，自净土真宗创立肇始，就有非佛非俗的说法。江户时代为了抵制切支丹势力而产生寺院担保制度，使寺庙成为当地居民的管理机构和文化活动场所，世俗化不断加深（同时提供经济保障）。自最澄以来，就有只要受持大乘戒经《梵网经》中的菩萨戒，就承认他是僧侣的习惯；以禅宗主张通达圆融、不拘小节而对鲜廉寡耻予以容忍的倾向；再加上封建农耕社会的平均思想，对特立异行是反对的……等等，不一而足。
可以看出，产生于印度的佛教，因受印度特有的思维方式影响而形成了密教；中国的佛教因为受佛教、道教的深刻影响而形成禅宗；同样，传往日本的佛教也和当地思想结合而形成了净土真宗。所有的宗教形态，都和其产生地的风土息息相关。因此，现代日本虽然有众多纷杂的佛教宗派，但内在本质都是彼此相通的，即使是奥姆真理教之类的邪教，也同样有社会的烙印。而从更高层次上，整个东方，乃至全世界的宗教和其他一切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也是有人文的内在联系的。
公元前四五世纪时，正是东西方哲学的开始形成的时期，在古希腊哲人们会享思想的盛宴的同时，中国处于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而印度则是《奥义书》（优婆尼沙陀）的自由思想家们大活跃。广阔的世界思想舞台上，唯物论和唯心论、厌世哲学和享乐哲学，各种思想交织在一起大显身手。简略的说（其实是从哲学书上抄的），东方偏于一元论而西方偏于二元论，而即使是同处于东方的国家，也因为具体的人文环境不同，对哲学各有取舍。哲学是智慧之学，这种思想认知的差异一直流传到当代，同时又在频繁的交流中体现出互补性的一面。
正因为有联系和互补，所以佛学（特别是其中的禅宗被认为是东方哲学的代表形态之一），以其非合理性的神秘主义、体验主义的思维和实践，曾经被认为是解救以“上帝死了”为标志的西方近代理性主义于绝境的一剂良方（这句话是我从中国古代哲学课上听来的，具体道理自己也是似懂非懂。汗！）。东西方思想都是从人类社会中产生，本来就不是截然隔绝不通，不过各自所处的环境和时代不同，因而什么思想被优先选择，什么思想被视为重用，也就随之不同罢了。
当然，截止目前，这种不同文化的差异还只是在各自的领地里矛盾地交叉杂处而已，不过随着社会进步，地方之间的交流不断加深，这些不同的思想间迟早甚至可以说正在碰撞到一起，也许有一天，会在更高层次上把他们整合起来，但也有可能会再次重复历史上已经出现过无数次的血腥的文化征服和灭绝。不管怎么说，社会历史的进步是谁也阻止不了的，我们拭目以待吧。
庚辰年十月既望、部将藤林仁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