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前后期汉化政策与六镇起兵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史中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在这个时期里，刚刚确立的封建制度经受了第一次重大的考验——三百余年的兵燹乱世、目不暇接的改朝换代、纷繁芜杂的风云变幻——在这个无数英雄豪强逐鹿中原、竞相一展宏图、欲成霸业的时代之中，北魏犹如流星一般自浩渺夜空中粲然掠过，绽放出独特的光彩。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北魏皇室拓拔家族大胆进行了汉化，其程度堪称“前无古人”；为了实现入主中原、一统天下的抱负，甘愿以牺牲己族之形为代价，去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制度。这样的决心不能不令人钦佩——在翻看史书，为北魏朝廷之兴衰扼腕叹息的同时，也不由得细细思索之中蕴涵着的深奥道理。

　　对于北魏的汉化政策，最广为人知的便是孝文帝改革。但实际上，北魏自上而下的汉化，从太祖拓拔珪自径北兵发三路进击中原之时就已经开始了——从皇始元年（公元３９６年）到太和改革近百年的时间里，北魏朝廷的汉化经历了无数次的曲折坎坷；而都址的选择，便是拓拔家族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自春秋战国以来，历代欲有天下者皆以定都中原为其标志，北魏统治者也不例外。天兴六年（３９８年），已基本控制了今河北、山西及河南、山东北部广大地区的拓拔珪也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是年正月，他从中山下真定，经高邑达邺城。据《魏书·太祖纪》记载：“帝至邺，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然而仅在数天之后，他却突然放弃计划，匆忙离邺返北。同年七月，又宣布“迁都平城”。[1]这之中其实便隐藏着北魏第一次汉化尝试的失败。
　　拓拔部本为鲜卑一支，与慕容等部落相比，和汉族发生联系的时间最晚，汉化程度也最低。当它打垮后燕进击中原之际，还处于由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阶段；习惯以“迁徙为业”，“逐水草，无城郭”，是典型的游牧民族。
　　拓拔联盟侵入中原之后，突然陷入到汉族封建经济、文化的汪洋大海中，社会组织急剧地向国家发生转化[2]。因此，作为联盟最高统治者的拓拔家族为了使国家能够延续下去，就势必将汉化作为重要国策之一；而同时的，在这支尚保留着浓重原始社会残余的民族身上，氏族旧制和保守势力也就必然非常强大，这就严重阻碍着拓拔鲜卑向汉族同化的进程。
　　将拓拔珪原本准备定都的邺城和后来北魏在八十余年间的实际都城平城相比，会发现明显的不同。邺城坐落于近河北与河南的交界之处，是中原的名城之一，它的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著名的梁仓；周围的水陆交通有颇便利；兼之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且城中基础建设一一齐备、保存完好；在拓拔珪攻占的中原城池中，是最适合于定都的一座。而平城位于今山西大同，属古之径北地区，当时这一带人口稀少、缺乏农耕传统；自然条件也比较差；更何况交通不便，粮运困难。两相比较，邺城的优势显而易见。那么，拓拔珪究竟为什么舍优就差，最终选择了平城作为国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提到的就是当年立荐拓拔珪定都邺城的北方著名汉族士人学者崔宏（自玄伯）。
　　崔宏出身于清河崔氏，是北方的一等士族。《魏书》二十四《崔玄伯传》载：
　　崔玄伯，清河东武城人也，名犯高祖庙讳，魏司空林六世孙也。祖悦，仕石虎，官至司徒左长史、关内侯。父潜，仕慕容晖[4]，为黄门侍郎。并有才学之称。玄伯少有隽才，号曰冀州神童。”
　　据同文所载，拓拔珪到邺城后曾与崔宏有一次长谈：“太祖幸鄴，历问故事于玄伯，应对若流，太祖善之。”而在此次谈话之后，拓拔珪立即开始“寻登台榭，遍览宫城”，并公开透露出准备建都邺城的信息。这说明，崔宏叙述的有关故事对拓拔珪确立都邺计划影响很大。[5]而之前崔宏与拓拔珪曾有过这样的谈话：
　　时司马德宗遣使来朝，太祖将报之，诏有司博议国号。玄伯议曰：“三皇五帝之立号也，或因所生之土，或即封国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诸侯，及圣德既隆，万国宗戴，称号随本，不复更立。唯商人屡徙，改号曰殷，然犹兼行，不废始基之称。故《诗》云‘殷商之旅’，又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此其义也。昔汉高祖以汉王定三秦，灭强楚，故遂以汉为号。国家虽统北方广漠之土，逮于陛下，应运龙飞，虽曰旧邦，受命惟新，是以登国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永亦奉魏土。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斯乃革命之徵验，利见之玄符也。臣愚以为宜号为魏。”太祖从之。于是四方宾王之贡，咸称大魏矣。
　　由此可见，崔宏确是极力劝导拓拔珪建都邺城，而其原因之中，影响和改造北魏政权是重要因素之一。
　　据曹文柱老师所著《论北魏初年都址的选择》一文所述，十六国时期，留居北方的汉族士人备受战乱之苦，也愿望社会安定，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能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对于武力强悍，朝气蓬勃的北魏政权，他们既为其粗鲁野蛮感到恐惧，又对其质朴可塑寄存希望。崔宏在看到北魏统治者对汉族士人礼遇有加之后，很快改变了以前无意同拓拔人合作的态度，积极参与规划制作北魏王朝的建国大计。在汉族士人的策划之下，拓拔珪开始“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太守、尚书郎以下悉用文人。”于是，一个按照魏晋政权结构建立起来的君主专制国家政体初步形成了，并完全是汉族传统政权的模拟物。因此，为了配合这一整套全新的政治体制，在中原定都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
　　但是，客观条件却制约了拓拔珪的宏伟计划，如果他定都邺城，就必须首先解决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问题——而内部的阻碍又远甚于外，这就是联盟内部的反对意见和各种动乱的制造者。
　　由于拓拔珪所领导的拓拔部落联盟是一个以抄掠为目的的好战集团，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是以抢掠交战对方的财富和人口为最主要目的，而并非土地。拓拔鲜卑贵族在南下中原之前完全没有迁都定居的心理准备，因此对于拓拔珪的计划，是决然不会接受的。何况当时中原地区流行瘟疫，拓拔人死者甚众；兼之水土不服，故绝大多数人唯愿尽快返乡。其次，拓拔联盟贵族集团中的上层分子随时准备着叛乱，夺取拓拔珪的统治权。如果拓拔珪执意定都中原，那么部落联盟很可能因此分裂——而胸怀一统天下之大志的拓拔珪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使这种情况变成现实的。因此，他选择了返回径北，定都平城。

　　在这次都址选择的风波过去之后，拓拔珪继续重用汉人，实行汉化政策。但天兴二年（399年）七月，风云骤变。大批汉族士人或早罢黜、或被处斩。拓拔珪并下令“分尚书三十六曹及诸外署，凡属三百六十曹，令大夫主之。”政府各机构的权利为鲜卑贵族所夺占，汉族士人苦心构筑的魏晋政体，顷刻间灰飞烟灭。而其原因，恐怕与真君十一年（450年）的崔浩事件[6]似——在这次事件中北方门第最高的两个氏族尽皆灭绝。这不能不说与汉、鲜卑两族间的民族隔阂、民族矛盾有关。虽然从表面看来，前者主要怒了拓拔珪个人，而后者则是由于懈怠《国记》之编纂，但实际上，这两件事都反映了汉族士人阶级与鲜卑贵族之间的矛盾，即汉化与反汉化的矛盾。在北魏前期，旧部族的守旧势力仍然强大，所以反汉化的力量表现得比较突出，但是，鲜卑部酋已经走在了汉化这条道路之上，不管他们自身是否乐意并有所察觉，这种历史趋势都是无法避免的——到孝文帝时期，北纬进入了汉化之鼎盛阶段。 北魏孝文帝元宏，素以汉化改革闻名史册。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汉化政策，有许多是冯太后推行的。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从迁都洛阳以后才开始推行。
　　在孝文帝亲政的时段里，北魏国家的汉化已经进行到了一个较为深入的层次，因而在推行汉化政策的时候，阻力会相对减少。元宏迁都洛阳，既是由于“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7]，可“制御华夏，辑平九服”；同时也因为洛阳可通漕运，交通便利[9]——因此，迁都洛阳是结合了经济、政治两方面的需要。
　　孝文帝汉化政策的中心，是在使鲜卑贵族向汉族士人转化[10]。所以他的一切政策，都是以此为中心的。
　　《魏书》七下《高祖记下》载：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壬寅，革衣服之制”，又六月“丙辰，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并“六月己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二十年春正月丁卯，诏改姓为元氏。”可见孝文帝对衣制、葬例、语言、姓氏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魏书》二一上《咸阳王禧传》云：
　　高祖曰：“自上古以来及诸经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礼乎？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王公卿士，咸以然不？”禧对曰：“实如圣旨，宜应改易。”高祖曰：“朕尝与李冲论此。冲言：‘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何必改旧从新。’冲之此言，应合死罪。”乃谓冲曰：“卿实负社稷，合令御史牵下。”冲免冠陈谢。又引见王公卿士，责留京之官曰：“昨望见妇女之服，仍为夹领小袖。我徂东山，虽不三年，既离寒暑，卿等何为而违前诏？”禧对曰：“陛下圣过尧舜，光化中原。臣虽仰禀明规，每事乖互，将何以宣布皇经，敷赞帝则？舛违之罪，实合刑宪。”高祖曰：“若朕言非，卿等当须庭论，如何入则顺旨，退有不从？昔舜语禹：汝无面从，退有后言。其卿等之谓乎？”
　　除此之外，为使鲜卑贵族进一步汉化，孝文帝还大力提倡民族通婚，甚至强制执行。《咸阳王禧传》记载：
　　于时，王国舍人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禧取任城王隶户为之，深为高祖所责。诏曰：“夫婚姻之义，曩叶攸崇；求贤择偶，绵代斯慎。故刚柔著于《易经》，《鹊巢》载于《诗》典，所以重夫妇之道，美尸鸠之德，作配君子，流芳后昆者也。然则婚者，合二姓之好，结他族之亲，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必敬慎重正而后亲之。夫妇既亲，然后父子君臣、礼义忠孝，于斯备矣。太祖龙飞九五，始稽远则，而拨乱创业，日昃不暇。至于诸王娉合之仪，宗室婚姻之戒，或得贤淑，或乖好逑。自兹以后，其风渐缺，皆人乏窈窕，族非百两，拟匹卑滥，舅氏轻微，违典滞俗，深用为叹。以皇子茂年，宜简令正，前者所纳，可为妾媵。将以此年为六弟娉室。长弟咸阳王禧可娉故颍川太守陇西李辅女，次弟河南王干可娉故中散代郡穆明乐女，次弟广陵王羽可娉骠骑谘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次弟颍川王雍可娉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详可娉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
　　对于中央朝廷内的官僚体制，也同样采取一系列的汉化政策；并在此基础之上，自上而下地订立了北方的姓族制度。《魏书·官氏志》云：
　　太和十九年，诏曰：“代人请胄，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混然未分。故官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且宜甄擢，随时渐铨。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自此以外，应班士流者，寻续别敕。原出朔土，旧为部落大人，而自皇始已来，有三世官在给事已上，及州刺史、镇大将，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职官三世尚书已上，及品登王公而中间不降官绪，亦为姓。诸部落大人之后，而皇始已来官不及前列，而有三世为中散、监已上，外为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为族。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三世有令已上，外为副将、子都、太守，品登侯已上者，亦为族。凡此姓族之支亲，与其身有缌麻服已内，微有一二世官者，虽不全充美例，亦入姓族；五世已外，则各自计之，不蒙宗人之廕也。虽缌麻而三世官不至姓班，有族官则入族官，无族官则不入姓族之例也。凡此定姓族者，皆具列由来，直拟姓族以呈闻，朕当决姓族之首末。其此诸状，皆须问宗族，列疑明同，然后勾其旧籍，审其官宦，有实则奏，不得轻信其言，虚长侥伪。不实者，诉人皆加‘传旨问而诈不以实’之坐，选官依‘职事答问不以实’之条。令司空公穆亮、领军将军元俨、中护军广阳王嘉、尚书陆琇等详定北人姓，务今平均。随所了者，三月一列簿帐，送门下以闻。”于是升降区别矣。

　　应该说，孝文帝大规模的汉化政策对于鲜卑向汉民族的同化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过于彻底的政策实际上等于放弃了鲜卑民族原本具有的民族特性，是以牺牲本民族为代价的；因此必然会遭到反弹，特别是那些在汉化改革中地位降低的社会阶层——这就导致了六镇的反叛。
　　六镇原指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沃野，后来变为北方城镇的总称。“六镇”应该是六镇及其他[11]。
　　北魏设置六镇，不仅是为了防范北方的柔然，也是为了应付南方的威胁。作为朝廷最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六镇的将兵尽皆选用鲜卑族人[12]。而这些鲜卑兵将都带有贵族性，地位很高[13]。但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他们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不但丧失了昔日的荣誉，甚至还沦落到了贱民的地步。
　　关于六镇起兵的原因。《魏书》一八《广阳王深传》云：
　　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反叛，临淮王彧讨之，失利，诏深为北道大都督，受尚书令李崇节度。时东道都督崔暹败于白道，深上书曰：边竖构逆，以成纷梗，其所由来，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及太和在历，仆射李冲当官任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复逃胡乡。乃峻边兵之格，镇人浮游在外，皆听流兵捉之。于是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独为匪人，言者流涕。
　　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出为镇将，转相模习，专事聚敛。或有诸方奸吏，犯罪配边，为之指踪，过弄官府，政以贿立，莫能自改。咸言奸吏为此，无不切齿憎怒。……尚书令臣（李）崇时即申闻，求改镇为州，将允其愿，抑亦先觉。朝廷未许。而高阙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杀之，敢为逆命，攻城掠地，所见必诛。
　　又同书六六《李崇传》载：
　　诏曰：崇乃上表求改镇为州，罢削旧贯。——此即将有军贯的兵改为民，将特殊情况改为普通情况[14]。
　　《北齐书》二三《魏兰根传》载：
　　众正光末，尚书令李崇为本郡都督，率众讨茹茹，以兰根为长史。因说崇曰：“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更张琴瑟，今也其时，静境宁边，事之大者。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叙，一准其旧，文武兼用，威恩并施。此计若行，国家庶无北顾之虑矣。
　　从中可见当时情况之一斑。本来，当兵的不废仕宦，并可享受复除的特权，可是在孝文帝太和以后，特别是在“定鼎伊洛”以后，留居平城的迁到洛阳，受到汉化的洗礼，各各荣显；而到边镇当兵的，却被“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六镇一带，无法汉化，在六镇，军人仍是军人，胡化仍是胡化，可社会地位在孝文帝太和以后，则被降为府户。以前的特权全部丧失了。
　　《魏书》六四《张彝传》云：
　　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由是众口喧喧，谤讟盈路，立榜大巷，克期会集，屠害其家。彝殊无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龟二年二月，羽林虎贲几将千人，相率至尚书省诟骂，求其长子尚书郎始均，不获，以瓦石击打公门。上下畏惧，莫敢讨抑。遂便持火，虏掠道中薪蒿，以杖石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极意，唱呼嗷嗷，焚其屋宇。始均、仲瑀当时逾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群小，以请父命。羽林等就加殴击，生投之于烟火之中。及得尸骸，不复可识，唯以髻中小钗为验。仲瑀伤重走免。彝仅有余命，沙门寺与其比邻，舆致于寺。远近闻见，莫不惋骇。
　　可见当时排斥武人的情况。在这种时代北京之下，六镇起兵反叛就成了不可避免的后果。

　　北魏从道武帝开始为实行中原式的郡县制，而废除鲜卑等北族的部族制的时候，他曾在平城周围设八国之制，以防北族的分散。他还为北族广辟出仕之途以保护他们。可是，随着拓拔魏统一中国北方事业的进展，中国官僚占据了政治上的主流，而北族则从中央权力的位置上逐渐离开。另外，由于柔然的崛兴，长城地带的防卫变得重要起来，北族人被大量地布置到北镇，八国制随之急速缩小。到了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和重用中国官僚的时代，八国制已经仅存其形骸，本质上已经濒于瓦解了。于是，大批作为下级军人的北族人只能奔波于生计，转化成贱民。防卫宫城的羽林军和虎贲军也完全丧失了士气。神龟二年（五一九年），由于汉臣仲瑀计划从制度上堵塞北族的仕途，北族激怒，首都的羽林、虎贲军发起了暴动。而当时权力人物是汉人出身的灵太后，因为她温和地处理了这一事件，所以，以酷于刑杀闻名的拓拔魏权威也大大降低。
　　除此之外，为防备北方而携眷移居北镇的北族贵族，随着时代的变迁，不但逐渐失去了贵族特权，而且也失去了自由。他们流为贱民般的府户服于劳役。日复一日地向贱民转化。而已经中国化的拓拔朝廷对北镇本族漠不关心，甚至对之施于暴政。中央派来的、镇都大将以下的显官们，强夺镇民之田，剥削和奴役镇民。镇民由于不堪疾苦而投渠自杀者，据说十有七八。
于是，当怀荒、沃野的镇民举兵造反时，诸镇都呼应而起，酿成了大规模的叛乱。北方柔然、高车、铁勒的侵寇又日甚一日，收拾如此残局的，除北族旧民而莫属。可是，拓拔魏朝廷仍然不用北族出身的人物，使这些人终于放弃了对朝廷的期待。匈奴系统的豪族——领民的酋长尔朱荣收揽了北族人心。他挥兵攻克了洛阳，屠杀帝、后、以及贵族显官共数千人。拓拔魏至此实际上已经灭亡了[15]。
　　虽然北魏从建立到灭亡的时间并不很长，但它作为我国历史上头一个外族征服王朝，在推行汉化政策，促进民族融合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历史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注释：
[1][2][3] 曹文柱《论北魏初年都址的选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1。
[4] 原字（日韦）
[5] 同[1]注。
[6]《魏书·崔浩传》载：
　　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初，郄标等立石铭刊《国记》，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有司按验浩，取秘书郎吏及长历生数百人意状。浩伏受赇，其秘书郎吏已下尽死。
[7] [8]《魏书》十九中《任城王云传》附子《澄传》。
[9] 《魏书》五三《李冲传》载：
　　高祖自鄴还京，泛舟洪池，乃从容谓冲曰：“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下船而战，犹开户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今沟渠若须二万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修之。”
同书《成淹传》载：
　　高祖幸徐州，敕淹与闾龙驹等主舟楫，将泛泗入河，溯流还洛。军次碻磝，淹以黄河峻急，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高祖敕淹曰：“朕以恆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峻，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
[10] [11]《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陈寅恪 黄山书社 1994年版。P255
[12] 《文献通考》一五一《兵三》记载：
　　余尝考之，拓拔氏起自云朔，据有中原，兵戎乃其所以为国也。羽林、虎贲、则宿卫之兵，六镇将卒，则御侮之兵，往往皆代北部罗之苗裔，其初籍之以横行中国者。
[13][14] 同[10]注。
[15] 《骑马民族国家》 （日）江上波夫 著，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庚辰年十一月朔日、姬样浅井紫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