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章、镰仓文化（1192-1333年）
平安时代后期，武士阶层逐渐形成并日益壮大，其原因大致有四：随着兵制的变迁，检非违使、押领使、追捕使等成为地方豪族；随着律令官制的崩溃，国司等朝廷命官割据一方；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地方豪族有财力建立武装集团；皇室与摄关的对立，使贵族社会出现利益集团的分化组合，武士作为新生力量得以进入权利中枢。
朝廷内部的争权夺利，引发诸如“保元之乱”，“平治之乱”等内乱，贵族只能借助武士之力镇压，这为武士进入政坛打开了通道。尤其是以源氏、平氏为首领的武士集团迅速壮大，以至在朝廷与摄关平分秋色。
12世纪初，源氏和平氏发生正面冲突，结果源氏大获全胜。建久三年（1192年）七月，源赖朝出任“征夷大将军”，设在镰仓的将军幕府号令天下，镰仓时代由此拉开帷幕。
镰仓幕府的统治基础是“御家人”制度，各地豪强取得幕府认可后成为“御家人”，与将军之间形成主从契约关系，武士对将军“忠”心耿耿，将军对部属“信”任有加，“忠”和“信”即为中世封建道德的核心。
“承久之乱”①（1221年）后，皇室软弱可欺，贵族萎靡不振。实权在握的幕府，加强对武士的控制，制定《御成败式目》（1232年）作为武士社会的法典，确立与贵族社会不同的伦理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标志中世文化的确立。
在中国，13世纪中叶，蒙古铁骑席卷中原，1271年定都大都（今北京）建立元朝。元朝在击溃南宋残存势力前后，分别于1274年、1281年两度出兵日本。元朝的东征虽然失败，但给幕府造成巨大的打击。②
朝廷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开始策动倒幕运动。1331年幕府出兵京都镇压倒幕势力，后醍醐天皇漏夜逃往笠置，由此揭开全面内战的序幕。此后，幕府属下的足利高氏、新田义贞等大将，纷纷倒戈成为勤王军主力。元弘三年（1333）五月二十二日，新田义贞率军攻入镰仓，延续140年的镰仓幕府宣告倒闭。
①朝廷为夺回实权，与幕府发生武力冲突，遭到惨重失败。自此朝廷名存实亡，连皇位继承问题也得听从幕府的意见。
②元军东征以后，幕府为了支付出战武士的赏金及加强海防的军费，财政上陷入窘境；同时，因赏金不足而对幕府心怀不满的武士，改投朝廷门下。经济基础的脆弱和武士集团的分裂，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
第一节、新兴佛教
镰仓幕府开设以来，政治、社会、经济诸方面的重大变化，对宗教产生深刻影响。平安时代盛极一时的真言宗和天台宗，因护法母体贵族阶层的没落而缺乏生气；获得武士阶层支持的禅宗和净土宗等，通过在各地传教而日渐兴盛。
所谓“镰仓新佛教”，主要涵盖两个方面。一是从天台宗中脱胎而来的净土宗、净土真宗、时宗、日莲宗等；二是从中国宋朝新传入的禅宗（临济宗、曹洞宗）诸派。镰仓时代新兴佛教的兴盛，从内部来看，与信教阶层从贵族转向武士、农民有关；从外部看，与镰仓幕府重视对宋贸易有关。可以说，镰仓佛教是日本政治势力的消长与对华关系的变化在宗教领域的必然产物。
镰仓佛教的特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体现武士阶层的精神追求；迎合庶民的宗教信仰方式；反映战乱时期的社会风尚；直接吸收宋元的佛教文化。与平安佛教相比，镇护国家的意识淡漠，个人自省精神比较强烈；信徒圈子不再拘囿于贵族阶层，扩大到地方的广大民众；禅宗僧侣具有较高的汉学素养，取代贵族形成主要知识阶层。也就是说，脱胎于天台宗的新佛教派别，真正与民众接轨，发挥宗教原有的职能；从中国传来的禅宗诸派，负载宋元文化的方方面面，世俗化倾向明显。
1.幕府与佛教
奈良时代的南都六宗与平安时代的天台真言，均是古代律令制度下的产物，受到皇室和贵族的呵护，僧侣们或埋头书斋研读经卷，或出入朝廷为国家祈祷，久而久之便逐渐脱离民众。
镰仓幕府设立以后，武士阶层执掌政权，佛教各宗便面临如何适应形势、如何改弦更张的问题。反过来讲，武士阶层也面临与贵族佛教保持什么关系、如何扶植新兴佛教的问题。
1.1 阿育王寺信仰
平安后期武士集团的两大栋梁——平氏和源氏，虽然均属于佛教信徒，但他们的信佛带有明显的功利性，与贵族阶层有所不同。其一，对财大气粗、拥僧兵自卫的大寺（如延历寺、圆城寺、兴福寺、东大寺等）深怀戒心，因而平氏曾焚烧圆城寺、兴福寺、东大寺等；其二，兼奉佛教和神道，源氏尤崇八幡大神，如在根据地镰仓建有八幡神宫；其三，平氏和源氏均重视海外贸易，较早接触南宋的禅宗，因而对引进禅宗态度积极。
关于最后一点，我们可以举出两个具有象征性的事例。建保四年（1216年）六月十五日，宋人工匠陈和卿谒见将军源实朝，称实朝前身是明州（今宁波）阿育王寺长老，劝其入宋巡拜圣迹。此前实朝曾梦见一高僧告以前生事，内容正与陈和卿所说契合。自此之后，实朝信仰弥坚，策划入宋参拜育王山，选出随从60余人，命陈和卿监造大船，后在由比浦举行入水仪式时，因船巨水浅不能起浮，入宋计划遂告吹。①
从源实朝计划渡宋一例，足见幕府将军对中国江南的禅宗名寺充满憧憬。其实，平安时代末期武士之间便十分流行育王山信仰，《平家物语》（卷三·渡金）叙述的平重盛献金阿育王寺的故事，可以作为武士宗教观的一个旁证。
（平重盛）大臣又说：“在日本即使积了莫大善根，要子孙相续，为我祈祷冥福，也是难得做到的。为修后世冥福，我想倒不如在外国积些善根的好。”于是在安元年间（1175～1176）从镇西（九州）把一个叫妙典的船主召了来，把众人屏退得远远的，和他相见。取出黄金三千五百两，说道：“听说你是很正直的人，这五百两黄金送给你，其余的三千两拿到宋朝去，到育王山，把一千两送给那里的僧侣，二千两献给皇帝，作为买田地的钱捐给育王山。请为我祈祷冥福吧。”妙典奉命，冒着万里波涛，西渡宋国。会见了育王山的方丈德方禅师，说明情由，禅师不胜欣喜感叹，以一千两赠给僧侣，二千两献给皇帝，详细奏明大臣的心意。皇帝大为感动，随即将田地五百町捐赠给育王山。因此，据说在那里为日本大臣平重盛公来世生于善处的祈祷，至今不曾断绝。
镰仓幕府首代将军源赖朝去世后，接掌实权的北条氏也兼信佛教和神道，甚至包括中国的道教。宽喜二年（1230年）以后，天灾地变不断，疫病饥谨频发，幕府举办各种法会消灾，除了乞求佛教之菩萨、神道之诸神保佑外，还祭祀“北斗”、“天曹地府”、“泰山府君”等。②
从诸多现象判断，武士阶层在现有佛教中，未能找到可以虔诚皈依的宗派，以此作为幕府统治的意识形态。然而，戎马生涯、生死无定的武士，比之暖衣饱食、养尊处优的贵族，从本质上具有更为强烈的宗教追求和寻求身心解脱的欲望。上述两种倾向，体现在幕府对新旧佛教的不同态度上。
1.2 幕府与旧佛教
平安时代后期，佛教界随着律令制度的崩溃而日趋世俗化，一些著名寺院经营巨大的庄园，积聚了雄厚的经济实力，甚至开始武装僧徒组成的僧兵集团，以此为背景与朝廷、武士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拥有僧兵的大寺，如延历寺、圆城寺（三井寺）、兴福寺、东大寺等，与法天皇、摄政、关白等权贵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也就有恃无恐，一旦对朝廷任命的僧官不满，或与其他寺院发生经济、归属纠纷，动辄诉诸武力杀人放火，或者扛抬神舆入京强诉。
天永四（1113年），兴福寺与延历寺为清水寺别当的任命问题发生争执，最后导致兵刃相见，双方死伤无数，连前去劝阻的官兵也被杀90人。鸟羽天皇眼看无法控制事态，急忙派遣使者赴石清水八幡宫奉读“宣命”，乞求神灵庇护：
顷年以来，神职滥恶为先，缁侣贪婪为本，或强占公私田地，或掠夺上下财物。……抛学业横刀枪，脱方袍披甲胄。梵宇烧失，房屋破斫。携弓箭左右友，以矢石朝夕玩。餐霞窗为之变战场，卧云栖因成军阵。宰吏明知，禁制无力；宪台近见，纠弹有惮。遂忘王法，已破律仪。③
从上文来看，僧侣之蛮横无理，朝廷之昏庸无力，均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正因为寺院财力和兵力均不可小觑，源平争战中双方都极力拉拢，以至僧兵更为骄横。
源氏夺取政权后，对上述几个大寺心存忌惮，虽然武力冲突、上京强诉的事件时有发生，幕府不敢强行干涉，而是采取软硬兼施的方法控制局面，避免与佛教界形成正面对抗。所谓“软”，是指襄助寺院修复伽蓝、保护寺院领地以安抚之；所谓“硬”，是指严禁寺院私藏武器、制裁滋事僧徒以威慑之。
综上所述，旧佛教诸大寺与朝廷关系密切，在民众中拥有较高的威望，且以强大的财力和兵力为后盾，所以幕府始终不敢掉以轻心，采取安抚与威慑并施的政策，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没有重温平安时代“政教合一”的蜜月。
1.3 幕府与新佛教
武士阶层大多笃信佛教，他们在旧佛教中未能找到归宿，自然将目光投向新兴教派。镰仓时代新兴的佛教，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旧佛教中脱颖而出的教派，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二是从中国传入的禅宗诸派，具有浓郁的异国情趣。
12世纪前后，日本社会处在政权更替、新旧交汇的历史转折时期，连年的战争造成尸骨遍野的惨状，干旱、水灾、疫病、饥谨将人们推向困苦的深渊，事态犹如“佛法、王法俱灭”的末世到来。然而已成既得利益者的佛教诸宗，对此却视而不见，遂使关心民间疾苦的部分僧侣走出师门，创立顺应时流的新兴宗派。
新兴宗派的创始人，如法然、亲鸾、一便、日莲等，均未尝去中国求法，这与奈良、平安佛教的开山祖师大异其趣，可以看成是日本民族佛教形成的一种特色。这种趋势来自天台宗和真言宗的日本化，而佛教与神道的交流和结合，加快了民族佛教成熟的进程。
镰仓时代兴起的民族佛教，均与旧佛教（尤其是天台宗）维系或强或弱的渊源关系，宗派创始人毅然走出师门，并未投入将军的府邸，而是直接进入民间传教。他们的作为及后果，对幕府来说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幕府对这些教派，起初是疑信参半，一般采取观望态度。
大约与日本民族佛教兴起同步，从中国传入的禅宗（包括临济宗和曹洞宗），构成镰仓新兴佛教的另一半。禅宗兴起于唐代而盛于宋代，南宋时期成为佛教主流，由容西首先传入日本后，受到武士阶层的青睐。
禅宗之所以得到幕府的重视和庇护，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禅宗把先进的宋元文化带入日本；二是禅宗与朝廷及旧佛教之间很少瓜葛；三是禅宗倡导“道在日用”、“不立文字”等简洁明快的修行方式；四是禅宗宣扬“兴禅护国”思想。这一切正好迎合武士的口味，于是大加阐扬，使之成为幕府的精神指南。
2.镰仓时代的民族佛教
镰仓时代新兴的民族佛教，几乎都源出天台宗，即发轫于天台的净土信仰，法然使之脱胎而为净土宗，从净土宗中派生出亲鸾的真宗和一遍的时宗；至于日莲创设的日莲宗，自始至终以天台正传自居。
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与天台宗建有比较完善的修学制度和设施、天台宗博采诸宗之长的兼学体制有关。
2.1 法然与净土宗
阿弥陀净土信仰大约在奈良末期传入日本，平安时期以天台宗为中心传承，平安后期源信著《往生要集》，对地狱与极乐世界（净土）进行生动的对照描述，提出观想念佛、口称念佛的理论，促进了净土教思想的广泛传播。
天台僧法然（源空）深受《往生要集》的影响，针对旧佛教诸宗严重脱离民众的现实，立志在民间弘传净土信仰。他顺应时代潮流，倡导专修念佛、自主选择、他力往生，这种简易的修行方式、明快的理论思想，吸引了包括贵族、武士、庶民在内的各阶层信徒。
法然于承安五年（1175年）撰著《选择本愿念佛集》，宣称舍弃天台宗选择专修念佛，标志日本净土宗的开设。④
2.2 亲鸾与净土真宗
亲鸾亦出自天台宗，后入法然净土门。他娶妻生子，破戒犯禁，自叹“悲哉愚秃鸾，沉没于爱欲广海，迷惑于名利太山”（《教行信证》），结合自身的经历提出“恶人正机”说，认为“善人尚能往生，何况恶人哉”（《叹异抄》），公然与传统佛教的“善人超度”说大唱反调。
亲鸾创设的净土真宗（亦简称“真宗”），系法然净土宗的支派，时人将其与净土宗混淆，或俗称之为“一向宗”。针对这种情况，1473年莲如明确宣布：“祖师圣人（亲鸾）定本宗之名为净土真宗，盖因本宗比其他净土宗优秀，故祖师特意加上‘真’字。称本宗为一向宗，非所愿。”（《御文》）
净土真宗以亲鸾提出的“教”（奉《无量寿经》为根本教典）、“行”（主张“称名念佛”）、“信”（坚信“他力本愿”）、“证”（不论贵贱善恶，只要坚定“往相信心之愿”，往生即可成佛）４字为教理体系，从社会各个阶层获得众多信徒，很快脱胎为影响巨大的独立教派。
2.3 一遍与时宗
时宗（开始称“时众”）与净土真宗相似，亦是从净土宗中独立出来的新兴教派，奉一遍上人为宗门开祖。一遍最初修学天台宗，其后“竟舍台宗，归净土门”（《一遍上人年谱略》），把自己所悟写成偈颂：“十劫正觉众生界，一念往生弥陀国；十一不二证无生，国界平等坐大会。”
时宗比净土真宗更接近民众，一遍上人携徒游行街头巷里，有时甚至手舞足蹈，口唱“南无阿弥陀佛”6字名号，向所遇之人广泛散发“念佛牌”，而不论其是善是恶、信佛与否。
2.4 日莲与日莲宗
日莲自称是“日本国东夷安房国海边旃陀罗之子”，出身于普通渔民家庭。16岁从天台僧道善受戒出家，后到东寺习真言宗，其间游学奈良诸寺。广泛涉猎各宗学问后，遂生疑念：既为佛法真谛，何不归于一宗？于是自立山门，骂其他各宗“念佛无间，禅是天魔，真言亡国，律属国贼”。
日莲著《守护国家论》（1259年）、《立正安国论》（1260年）等，以天台宗正统自居，鼓吹佛教镇护国家的思想，呼吁幕府取缔净土宗等“邪教”，奉《法华经》为“正法”。
从日莲的生平及著述来看，他是一位近乎狂热的宗教信徒，不仅恶言诋毁其他各宗，包括非难天台宗屈从密教，甚至三次上书幕府责其袒护邪教，结果遭到流放。这种反骨精神受到下层民众的欢迎，镰仓后期日莲宗便日趋壮大。
①源实朝计划渡宋一室，散见于《吾妻镜》相关各条。
②《吾妻镜》（卷二十七）所载北条泰时的《咒愿文》。
③石清水八幡宫编《石清水八幡宫史》（第七辑），（日）续群书类从完成会1996年4月版。
④关于法然的生平及《选择本愿念佛集》的内容，请参见杨曾文著《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219～227页。
第二节、幕府与禅宗
前面介绍的净土宗、净土真宗、时宗、日莲宗，均是从天台宗中派生出来的教派，主要在社会中下层民众中传播，受到旧佛教势力的诋毁和压制，也得不到幕府的有力支持。
大约在同一时期从中国传入的禅宗，分为临济宗和曹洞宗两派。临济宗受到幕府、皇室、贵族的信奉，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曹洞宗则长期隐没民间，在地方上缓慢发展，顽强生存。关于禅宗的历史意义，杨曾文这样评价：
日本在镰仓时代奠定了长达600多年的由武士占支配地位的政治体制，禅宗为建立适应这种体制需要的文化和协调武家与朝廷关系的伦理观念起了重要的作用。⑤
宋元时代，一批德行高洁、学养丰富的中国禅僧东渡日本，他们在弘扬禅风的同时，积极传播包括程朱理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直接参与镰仓文化的创建，其功不可没。
1.禅宗东传轨迹
禅宗是中国独创的佛教宗派之一，奉北魏时来华的印度禅师达摩为初祖，达摩传慧可、慧可传僧璨，至唐初的道信、弘忍始创宗派。弘忍死后宗门分裂，神秀创“北宗”，慧能创“南宗”。中唐以降支派繁衍，形成“五家七宗”⑥，然以曹洞宗和临济宗流播最广。
奈良时代赴日的唐僧道璇，虽以华严宗为本业，但兼传天台与禅宗。吉备真备《道璇和上传纂》说他“戒行绝伦，教诱不怠”、“律藏细密，禅法玄深”，并引道璇碑文前序，述其禅学师承：
昔三藏菩萨达磨，天竺东来，至于汉地，传禅法于慧可，可传僧璨，璨传道信，信传弘忍，忍传神秀，秀传普寂，寂即我律师所事和上也。
道璇将北宗禅传授给行表，行表再传最澄；最澄入唐巡礼天台山时，又从翛然习牛头禅，此后圆仁、圆珍入唐时陆续带回禅学书籍，因而日本天台宗也就搀入禅宗要素。
学术界一般认为道璇开禅宗东传之先风，⑦其实早在道璇之前，入唐僧道昭就已将禅宗带回日本。道昭（一作“道照”）是元兴寺僧，653年随使入唐，“遇玄奘三藏受业”（《入唐记》）。
留学期间，玄奘法师劝他：“经论深妙，不能究竟；不如学禅，流传东土。”（《续日本纪》）于是从相州隆化寺慧满学禅，受赠《楞伽经》4卷。回国后“于元兴寺东南隅，别构禅院，终日定坐，国人崇信学禅者多。”（《本国高僧传》）禅宗之东渐，当以道昭为嚆失。
9世纪中叶，慧萼奉橘太后之诏入唐聘请高僧，在浙江海盐县拜谒南宗传人齐安禅师，恳请“愿得师之一枝佛法”，弘川日本未有之“最上禅宗”，作为“吾土宗门之根柢”。齐安欣然应请，派弟子义空东渡，住禅林寺传法。义空为中国禅僧赴日第一人。
宋代临济、曹洞二宗盛行，入华学禅之人渐多。承和元年（1171年），天台僧觉阿“闻商客称宋地禅道之盛，奋然志远游”（《元亨释书》），搭乘商船入宋，投杭州灵隐寺慧远门下，传习临济宗杨岐派禅法。
稍后，号称“天生好禅”的能忍，遣弟子练中、胜辨入宋，向阿育王寺的拙庵德光示呈心得以求印证。拙庵德光也是临济宗杨岐派传人，对能忍的参悟境地颇感意外，遂以法衣、道号、画赞授之。
综上所述，禅宗从7世纪中叶传入日本，一直依附其他教派，时断时续，未能形成师资相承的独立门派。这种情况发生根本性变化，是在荣西入宋归国之后。
2.荣西与临济宗
日本临济宗奉为祖师的荣西，出身于神官之家，14岁到比睿山出家，成为天台宗僧侣，同时兼学真言密教。
仁安三年（1168年）四月，荣西乘商船入宋，巡礼育王山、天台山等佛教圣迹，求得天台宗新出章疏30余部60卷，同年九月返回日本。在这次短暂的旅行中，一次奇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他在明州时遇到广慧寺的知客，通过笔谈请教禅宗法旨，这位知客回答：“人有华夷之异，而佛法总是一心。一心才悟，唯是一门。”并邀请他：“欲知源流，请垂访友。”（《兴禅护国论》）因归期在即，荣西未能赴约。
此后20年间，荣西在比睿山潜心研究潜密二教，当他在祖师最澄的著作中发现《佛法相承谱》，⑧始知天台宗原有禅宗一脉，决意再次入宋求法。
文治三年（1187年）三月，荣西怀揣《佛法相承谱》渡海至杭州，登天台山拜万年寺虚庵怀敞为师，“参禅问道，颇传临济宗风”（《兴禅护国论》）。虚庵怀敞是临济宗黄龙派第八代传人，后住持明州天童寺，荣西随侍左右数年，获益非浅。
虚庵怀敞临终之前（1191年），授予荣西法衣、法系图及法器宝物，郑重叮咛：“今以此法付嘱汝，汝当护持。佩其祖印，归国布化，末世开示众生，以继正法之命。”（《兴禅护国论》）
是年七月荣西回国，先在九州一带传教，受到天台宗的排斥，遂著《兴禅护国论》（1198年）、《出家大纲》（1200年）、《日本佛法中兴愿文》（1204年）等，以复兴天台宗内绝传之学为理由，阐扬禅宗教义。
荣西从九州赴京都传教时，屡屡受到包括天台宗在内的旧佛教的干扰，于是到镰仓另辟天地，幕府将军率族皈依，并献地为建寿福寺，嗣后源赖家舍地在京都造建仁寺，均请荣西住持，自此禅宗开始流播全国。
继荣西之后，圆尔辨圆、心地觉心等接踵入宋学禅，不过他们均以天台宗或真言宗为本业，往往诸宗兼习，始终没有另立禅宗门户，所以称作“兼修禅”。
3.道元与曹洞宗
曹洞宗由洞山良价创立于唐代中期，经门徒曹山本寂和云居道膺的发扬而鼎盛，南宋时正觉住持天童寺，倡导“默照禅”，说“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尘垢尽时光始现，心法双忘性即真”，即主张通过“静默坐禅”的方式，达到“心尘脱落”之境界。（《宏智广录》）长翁如净继承正觉法系，于“默照禅”多有发挥，在他住持天童寺期间，入宋僧道元透其门下，回国后创立日本曹洞宗。
道元家系贵族，自幼接受汉学启蒙，据说4岁能诵李峤《百咏》，7岁始读《毛诗》、《左传》。14岁剃度出家，登比睿山受戒，自此“习天台之宗风，兼南天之密教”。（《永平寺三祖行业记》）
在兼习显密二教过程中，道元对众生皆佛的“本觉”思想产生怀疑，四处求师不得要领，于是转投荣西门下习“兼修禅”，荣西去世后师从明全参禅。
贞应二年（1223年）三月，道元随师入宋求法，抵达明州庆元府（今宁波），在码头遇到阿育王寺的老典座，趁机发问：“何不坐禅辨道，看古人话头？烦充典座，只管作务，有甚好事？”典座笑答：“外国好人，未了得辨道，未知得文字在。”道元追问：“如何是文字？如何是辨道？”典座遂邀他赴寺详谈。
道元先随明全挂锡天童寺，在临济宗杨岐派无际了派门下参禅两载，接着游学杭州径山寺、台州万年寺等，宝庆元年（1225年）五月回到天童寺，恰逢明全病逝。此时，曹洞宗嫡系传人如净主持天童寺，道元列其门墙，依言“只管打坐”，做到“身心脱落”，终至“豁然大悟”。（《如净禅师续语录》）
宝庆三年（1227年）道元受印可而归，如净临别赠言：“汝以异域人，授之表信，归国布化，广利人天。莫住城邑聚落，莫近国王大臣，只居深山幽谷，接得一个半个，勿令吾宗致断。”（《道元禅师行状建撕记》）此为道元回国后传教之指南。
道元先在京都建仁寺，整理入宋求法心得，著《普劝坐禅仪》，奠定了日本曹洞宗的理论基础。1230年在南郊建兴圣宝林寺，慕名前来参禅者甚众。然而道元倡导的禅法，为旧佛教及朝廷所不容，新建伽蓝被毁，道元本人遭逐。⑨
幕府下属的一位上层武士，时任出云国（今鸟取县）守的波多野义重，慷慨捐献越前国（今福井县）的领地，道元师徒在此兴建永平寺，风格样式一依南宋禅寺，遂为日本曹洞宗传法中心。
4.宋元禅僧渡日
平安时代后期，荣西、圆尔辨圆等入宋求学天台，回国后兼传临济宗，是为“兼修禅”；宋元之际，兰溪道隆、兀庵普宁、大休正念、无学祖元、一山一宁等禅僧赴日，多传授临济禅法，史称“纯粹禅”。
据木宫泰彦统计，渡日宋僧共14名（含高丽僧1名），渡日元僧计13名，合计曹洞宗仅4名，其余23名皆是临济宗禅僧。宋元禅僧渡日后，大多在日本定居，去而复返的仅3名。这些远渡重洋的禅僧，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大多出任一山一寺之主，门第法系绵延不绝，对日本文化影响之巨不可估量。
4.1 兰溪道隆
道隆西蜀涪江（今重庆涪陵市）人，13岁入大慈寺出家，后赴江南师事临济宗杨岐派的无准师范、无明慧性等，其间结识入宋僧明观智镜，应邀于1246年携帝子义翁、龙江等搭乘商船到日本，经智镜斡旋赴镰仓传法，幕府执政北条时赖为他建了巨福山的建长寺，于是“东关学徒，奔凑伫听”。（《元亨释书》）
在建长寺授法13年，应诏出任京都建仁寺住持，3年后又被召回镰仓，在全国禅林负有盛名。对日本佛教界的堕落现状，道隆提出过严厉批评：“此朝俗犹可尚，僧实难言。坚志向道、舍己从师者，万无一二。”（《大觉禅师语录》）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道隆以身作则、身传言教，其高洁的人品、渊博的知识、清凌的禅风、献身的精神，赢得朝野僧俗的敬重，他倡导的中国式“纯粹禅”，很快取代“兼修禅”成为禅林主流。
4.2 兀庵普宁
普宁亦是西蜀人，自幼出家，先后在痴绝道冲、无准师范门下参禅，与入宋僧圆尔辨圆有交，1260年应邀渡日，初住博多圣福寺，继居京都东福寺，旋赴镰仓主持建长寺，诸事以宋朝禅院规矩为准，所以“禅规整齐，号令缜密，东方丛社，指为法窟”。（《元亨释书》）
普宁在说法中强调佛法不离日常诸用、佛性无别众生本性，犹受北条时赖敬崇。1263年时赖去世后，有些嫉妒之徒趁机谗言攻讦，1265年普宁留下“无心游此国，有心复宋国，有心无心中，通天路头话”的偈诗，重新回到故国。
4.3 大休正念
正念祖籍永嘉郡（今浙江温州），师事径山寺石溪心月，嗣临济宗松源派法系。径山参禅期间，与入宋僧无象静照同门，得知日本朝野好禅，于1269年东渡传法。
正念久居镰仓，获执政北条时宗、贞时皈依，历任禅兴寺、建长寺、寿福寺住持，在日传法20年，有《念大休禅师语录》2卷行世，其禅系称“佛源派”或“大休派”，门下俊才高僧辈出。
正念不仅在禅学上有很高的造诣，同时精通儒学和道教，亦擅长诗文之道。在说法中提倡三教融合，认为“儒释道三教之兴，譬若鼎鼐品分三足，庙应三才，阐弘万化。虽门庭施设之有殊，而至理所归之一致，亘古亘今，其德昭著”。（《住福寿寺录》）
4.4 无学祖元
祖元俗姓许，庆元府鄞县（今浙江宁波）人，13岁入杭州净慈寺出家，次年登径山寺师事无准师范，曾游历江南名山诸寺，任台州真如寺住持。南宋末年避乱至雁荡山能仁寺，元兵闯入庙堂以剑架颈，祖元泰然颂偈：“乾坤无地卓孤筇，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元兵“为之慑服，作礼而去”。（《佛光国师语录》）
1278年，最早赴日的禅僧道隆去世，执政北条时宗遣使入华延请高僧继位，其请贴云：“时宗每忆树有其根、水有其源，是以欲请宋朝名胜助行此道。”（《佛光国师语录》）次年祖元应请赴日，时宗执弟子礼，备受幕府优遇。
1281年蒙古大军攻日时，祖元参与祈祷神佛降伏外敌的活动，赠书时宗“莫烦恼”三字，坚定其抗敌之志，增强其必胜之心；战后幕府改建建长寺为“建长兴国禅寺”，祖元呈文称颂：“正可格邪，小能敌大；皇天无私，功归有德。……揭此兴国之名，昭示太平之业。”祖元站在幕府一边，庆贺元军兵败，反映其社稷沦落异族之手、复兴大宋无望的复杂心态。
4.5 一山一宁
一宁俗姓胡，台州临海人，初涉猎禅宗、天台、律学，认为禅宗最得要谛，遂赴天童寺、阿育王寺从名师参禅。1299年，时任普陀寺住持的一宁，奉元成宗敕命出使日本，执政北条贞时请为建长寺住持，1313年后宇多法皇召其入京执掌南禅寺。
一宁博学多才，虎关师练《一山行记》说他“教乘诸部、儒道百家、稗官小说、乡谈俚语”无所不通。1317年去世后，后宇多法皇亲为其像题赞：“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
继一宁之后，还有几位著名禅僧渡日，为镰仓文化注入活力，也为室町时代的五山文化奠定了基础。
①源实朝计划渡宋一室，散见于《吾妻镜》相关各条。
②《吾妻镜》（卷二十七）所载北条泰时的《咒愿文》。
③石清水八幡宫编《石清水八幡宫史》（第七辑），（日）续群书类从完成会1996年4月版。
④关于法然的生平及《选择本愿念佛集》的内容，请参见杨曾文著《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219～227页。
⑤杨曾文著《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288页。
⑥所谓“五家”指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临济宗、沩仰宗，加上从临济宗分出的黄龙派、杨岐派合称“七宗”。
⑦参见杨曾文著《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290页。
⑧全称是《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摘录各种与禅宗相关的史料，包括前印《道璇和上传纂》。
⑨参见杨曾文著《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384页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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