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如梦幻

二十八章、庆长之役

文/赤军长胜


目录

●初章、传说与真实

●次章、大化改新

●三章、唐风奈良

●四章、优雅的平安朝

●五章、摄关政治和院政

●六章、源平争乱

●七章、镰仓幕府和北条氏

●八章、元军来袭和幕府落日

●九章、太平记

●十章、纷乱南北朝

●十一章、室町幕府的兴衰

●十二章、战国风云

●十三章、川中岛龙虎相斗

●十四章、关八州独立王国

●十五章、风雨濑户内

●十六章、改变历史的奇袭

●十七章、天下布武

●十八章、第六天魔王

●十九章、平安乐土

●二十章、霸王最后的辉煌

●二十一章、敌在本能寺

●二十二章、天下人秀吉

●二十三章、南海风起,西海浪涌

●二十四章、关东之城,奥北之月

●二十五章、皑皑白雪覆盖

●二十六章、文禄之役

●二十七章、太阁秀吉的末日

●二十八章、庆长之役

●二十九章、决战关原

●三十章、新格局的产生

●三十一章、元和偃武

●三十二章、幕府的太平盛世

●三十三章、江户两百年

●三十四章、攘夷和开国

●三十五章、维新之岚

●三十六章、戊辰战争




  ●鸣梁海战
 
  庆长二年(1597年)二月,丰臣秀吉调集了十四万大军,第二次大规模侵略朝鲜,这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庆长之役”。
  因为“永禄之役”实际上的失败,日本人吸取了部分教训,重新调整战略部署。首先,丰臣秀吉实施反间计,运用散播谣言等方法,使朝鲜李朝解除了李舜臣的职务,并将其逮捕下狱——这种自毁长城的做法,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朝鲜朝廷一定会为这种愚蠢行为付出代价,然而可怜的是,无辜的朝鲜人民也被迫要遭到同绑连坐。
  七月十五日,以“海贼大名”九鬼嘉隆为首,庞大的日本舰队偷袭了停泊在漆川岛的朝鲜水军。此时双方仍处于停战状态,加上接替李舜臣指挥舰队的又是元均那个彻底的无能之辈,竟然误以为远远驶来的是日本的运输船团,等遭到猛烈的攻击,再想抵抗已经来不及了。战斗很快就结束了,朝鲜水军几乎全部覆没,日本人就此掌握了制海权,随即运送大量物资和兵源在朝鲜半岛登陆。
  而在明朝方面,自从去年谈判破裂以后,对于日军随时可能发动突然袭击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当年元月,朝鲜国王遣使入明,因为日本军队长期占据朝鲜沿海釜山等地,而请求明朝再次出兵,将其彻底驱逐出去。于是二月间,明朝再起援朝之议,任命麻贵为备倭总兵官,开始集合人马,整备物资。三月,又任命山东右参政杨镐为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以侍郎邢玠代替石星为兵部尚书,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协同御倭。
  从这些人事安排来看,明朝并没有汲取第一次援朝战争获得惨胜的教训,邢玠等人的能力比宋应昌要差很多,而麻贵无论经验还是威望,也都比不上李如松,更重要的是,主要准备调动的仍是蓟辽等地善于平原作战的部队。
  不过杨镐上任以后,立刻就给丰臣秀吉发了一道咨文,就其内容来看,明朝对日本的内情比过去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咨文中嘲笑并且警告秀吉说:“你已经六十多岁了,还能再活几年?你的儿子还不到十岁,要靠谁来辅佐?听说日本列岛的酋长们都在等待时机,好趁机起兵报仇,一旦祸起萧墙,加藤清正等人也会个个都想当国王,谁肯屈居于你之下?将来又有谁肯屈居你儿子之下?”
  然而这时候,丧心病狂的丰臣秀吉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他只能孤注一掷。朝鲜水军覆没以后,日本陆军立刻分兵两路北侵。左路由宇喜多秀家做主将,以小西行长为先锋,率四万九千人沿宜宁、晋州一线向全罗道挺进,目标是重镇南原;右路军由毛利辉元做主将,以加藤清正为先锋,率六万四千人沿密阳、大丘一线指向全州。日军步步为营,到处构筑日本式的城砦,以扼杀各地层出不穷的朝鲜义军。
  日军的目标是稳固地占领朝鲜南部四道,然后左右两路大军合围京城。听闻日军开始行动的消息,朝鲜朝廷这才慌了手脚,匆忙于七月二十二日把李舜臣从狱中放了出来,但仍不让他官复原职,而要其“白衣从军”,戴“罪”立功。李舜臣集合漆川岛海战中残留的舰船,只剩下十二艘而已,于是他暂时蛰伏,重新整合扩充兵力,寻找时机再进攻日本水军。
  日本陆军进展顺利,左路军先后攻克泗川、南海、光州,一直杀到南原城下。此时防守南原的只有明军和朝鲜官军各三千人,主将为明朝副总兵杨元,坚守数日后,杨元见损失惨重,遂弃城而走。南原西北方就是重镇全州,守备全州的明将陈愚忠见南原失陷,也立刻向北撤退。此后不久,日军又攻陷了忠清道的金州、公州等城。
  就这样,开战仅仅两个月,朝鲜南方的全罗、庆尚、忠清三道就全部丢失了,京城再度裸露在日本侵略者面前。然而就在这一危急时候,扭转战局的仍是天神一般的大将李舜臣。
  李舜臣重整朝鲜水军的基地,是在半岛最西南端的右水营,由此地再往西南,通过一道狭窄而水流湍急的海峡,就是珍岛,这道海峡就称为“鸣梁”。日军在得知这一情报后,就于九月初派出以藤堂高虎为主将的三百三十余艘战船,并两万陆军,准备趁鸣梁涨潮的时候快速突入,全歼朝鲜水军。
  李舜臣早趁退潮的时候,派人在海峡中设置了铁索和木桩,以迟滞侵入敌军的进退速度。等到十六日日军攻来,他先将许多民船伪装成战船,排列在水营后面以迷惑敌军,然后亲率那十二条战船出而诱敌。一番大战,两艘日舰被击沉,日军主力直到退潮时候也没能靠近朝鲜水营。潮水向东退去的时候,日舰无法前进,原地打转,李舜臣趁机发起猛攻,先后击沉被铁索和木桩拦住的三十多艘日舰,击毙日军四千余人。连三岛水军的大将得居通年、来岛通总兄弟也中箭而亡——通总是这场战争中唯一被击毙的日本大名。
  因为鸣梁海战的败北,加上明朝大军也已开入朝鲜战场,日军被迫放弃了合围京城的计划,收缩防线,后退到东南沿海的蔚山等地固守,打算熬过漫长的冬季,等到春暖花开再发动新一轮的进攻。
  

  ●蔚山之败
  
  明军第一支开到前线的部队是副总兵解生所率的两千人,九月七日到达了稷山。稷山在忠清道重镇忠州西北,距离忠州大约是距离京城距离的二分之一,可谓京南的门户。解生在稷山附近遭遇日本黑田长政和伊达政宗的一部兵马,激战中,杨登山等人也率援军赶到,将日军击退。同一时间,进攻青山的日军也被明朝参将彭友德战败。
  日本水军在鸣梁海战中惨败于李舜臣之手,陆军经过稷山、青山两战,虽然损失不大,但挫动锐气,被迫纷纷后撤。冬季到来的时候,日军大都退至朝鲜南部沿海,凭藉预先构筑的日式城砦,打算严密防守,积聚物资,熬至明春再发动新的攻势。当时其基本部署是,由西向东,小西行长在顺天,岛津义弘在泗川,黑田长政在梁山,加藤清正在蔚山。
  为了打破对峙的僵局,明军策划发动了蔚山战役,准备先击垮位于最东北方的加藤清正,然后再将剩余敌军各个击破。这一策略本来颇有道理,然而入朝的明军总兵力不过七万余,要对付超过十万的日本陆军,必须集中兵力击其一部,争取快速将其吃掉,可惜杨镐用兵却并没有那样雷厉风行。
  当时杨镐、李如梅率左路军,麻贵、李芳春率右路军,高策明率中路军,三路合围蔚山,总兵力三万余。当时蔚山守敌兵力不过五千上下,大概杨镐认为以三万对五千,就可以稳操胜券了吧。
  十二月二十三日,战斗正式打响。明游击摆寨首先率三千精骑前往诱敌,随即斩杀四百余人,突进攻克了蔚山。加藤清正被迫后退到地势更为险要的岛山,连夜筑就三砦,抵抗明军的进攻。此时日军后无退路,抵抗得极为顽强,相反,杨镐则分明显得决心不足,深怕损失过大,于是打打停停,迁延日久。仗打到次年(1598年)一月四日,小西行长、黑田长政、岛津义弘等将率援兵赶到,前部一万三千人绕至明军侧后方,杨镐大惊失色,首先驳马落荒而逃,麻贵看到主将撤离,也立刻退兵,牵动全军,败得难看无比。
  蔚山之战,日军损失近万,明军则估计在两万上下,辎重物资全都抛散。杨镐一口气逃回京城,越想越是担心,竟然和邢玠合谋串通,向北京发了大捷的伪报,并且声称明军损失只有百余人。
  杨镐麾下的赞画主事丁应泰听说吃了败仗,跑去找杨镐,问他该怎样处理善后事宜,杨镐不但不自责,还拿出宰辅张位、沈一贯写来的信给丁应泰看,神情非常得意。原来杨镐在出征前父亲死了,按礼法本该回家守丧,但朝廷正当用人之际,就“夺情”派他来朝鲜指挥战斗。宰辅们都觉得对不起杨镐,准备颁旨奖勉,旨意还没有下,张位、沈一贯等人先写信来通知他这件事。杨镐的这副嘴脸使丁应泰恶心透了,于是愤而上书,把明军战败的真实情况汇报给朝廷。万历皇帝怒不可遏,当场就要下旨砍杨镐的脑袋,多亏首辅赵志皋的保护,才暂时免去杨镐职务,改由天津巡抚万世德代为经略朝鲜军务。
  万世德还没上任,此时身在朝鲜的明朝最高统帅是兵部尚书邢玠,这个人还算有点头脑,他知道兵力不足是无法打垮日军的,于是急忙从江南招募水军,通过水路又运来了大批兵马。1598年二月,都督陈璘率广东兵、刘綎率四川兵、邓子龙率浙江兵,陆续赶到朝鲜战场——这些都是惯于山地步兵作战的劲旅。
  这个时候,日军的部署是分为三路,东路为蔚山的加藤清正,中路为岛津义弘据泗川,西路为小西行长,占据粟林、曳桥等地,行长配下水军往来三处联络支援。相应日军的三地拒防,邢玠也将明军分为三路,东路麻贵、西路刘綎、中路李如梅(后以董一元代之),加上陈璘所率水军,各守防区,相机进剿。
  从蔚山之战以后,日明双方都暂时丧失了发动大举进攻的能力,因此一直对峙了大半年。直到当年九月,邢玠认为部队休整得差不多了,于是指挥水陆大军全面挺进。他的计划是各部齐头并进,使得日军不能互相支援,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免蔚山之败的悲剧重演。然而明军总数此时仍比不上日军,再分兵而进,还有机会对敌军任何一部造成重大打击甚至是歼灭吗?
  
  ●露梁海战
  
  咱们分路来说,首先是西路军的刘綎,所部两万余人逼近小西行长的营垒,首次进攻就斩敌九十二人。陈璘率领水军也来协攻,击沉行长部下舰船百余艘,打了个大胜仗。然而随即行长暗派千余精锐从侧翼攻击明军,刘綎吃了大亏,朝后败退,连陈璘受他的连累,也被迫弃舟登岸而走。
  东路麻贵所部三万,杀至蔚山。加藤清正还没从年初的大战中缓过劲来,一开始被明军打得左支右拙,但他随即假装退却,引诱麻贵进入预先布设了伏兵的空砦,一声号响,伏兵四起,麻贵也只好掉头就逃。
  中路董一元打得最好,他所部一万五千人攻克晋州,随即乘胜渡过南江,连续取下两座日砦,直插岛津义弘的大本营泗川。经过一番激战,义弘在泗川构筑的城砦也被明军攻克了,他被迫退到海边,凭藉新砦艰苦防守。“岛津”的发音为“西妈兹”,当时写作“石曼子”,因为义弘能征善战,所以中朝军民都称其为“鬼石曼子”——这位鬼石曼子,这一日差点就真的变成了明军刀下之鬼。
  岛津义弘的新砦三面临江,一面通往陆地,就算这一面也挖了深深的战壕,并且灌入海水,可谓是金池汤城一般。此外,砦子周围的水面上塞满了战船,并且左右各筑一砦,名为金海、固城,以为犄角之势。
  十月,董一元对新砦发起了总攻,首先发射大炮打碎砦门,明军奋勇冲上,拔起周边的栅栏,眼看就要攻进砦去。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董一元的本营中不慎失火,点着了贮藏的火药,立刻火光冲天,烟焰腾起。岛津义弘抓住这个大好机会,亲自领兵冲杀出去,同时固城的援兵也从侧翼杀到,明军大溃,一路逃回晋州。
  营中失火云云,应该不是董一元战败的主要原因,明军数量本就不如日军,一开始靠着锐气连战连胜,但锐气是不可能过于持久的,一旦锐气受挫,同时遭受到正面和侧翼的敌军两面夹击,董一元就算是千古名将,也很难再挽回败局了。这就是邢玠三路分兵的弊端,如果只以两路牵制敌军,而将主力聚于一路,尤其是聚于董一元这一路,大概早就把日军的一部给彻底吃掉了。终究蔚山之败不是败在日军的增援,而是败在杨镐的攻势太缓,明明占有绝对优势,竟然一连十天都拿不下岛山,师老兵钝,敌人增援一到,自然溃败——邢玠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败报传到北京,万历皇帝大怒,命令当场斩杀两名游击以正军法,让董一元等人戴罪立功——其实董一元本人倒是颇为冤枉的。就在这个时候,福建都御史金学通过特殊渠道得到了一条惊天动地的情报,他立刻上奏朝廷说:“丰臣秀吉已经去世,各部日军正打算从朝鲜撤退,如果不趁此机会予以重创,恐怕等其国内稳定后还会再来。”于是明廷立刻下令邢玠火速进兵,不得迟误。
  当年十一月,各路明军再度南下,果然发现日军正在陆续上船撤回国内。邢玠急命陈璘等将配合李舜臣的朝鲜水军遏阻日军撤退之路,陆军麻贵等部从后追击。日军的原计划是全都后撤至巨济岛,然后陆续登船回国,然而被中朝水师所阻,退得艰难无比——就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最后的露梁海战。
  当时岛津义弘、立花宗茂、宗义智等人率一万余兵马,乘坐舰船五百余艘,进入连通朝鲜中南部大陆和南海岛的海峡——露梁,准备前往增援巨济岛,协助撤离。中朝水军事先得到情报,于是在此地设伏,先锋是陈璘的副将邓子龙。这位邓子龙年逾七旬,却性格豪迈,武艺娴熟,一点也不弱于少年人,他率三巨舰首先对日军发起进攻,并且亲将三百壮士跃入日船,奋勇杀敌,所向披靡。
  战斗是在十一月十二日午夜时分打响的,正在恶战的重要关头,突然友舰误发火器,点燃了邓子龙所跃入的日舰,眼看船中火起,李舜臣急忙乘船来救,却不幸被日军的流弹打中,慷慨殉国——顺便提一句,李舜臣真是死得其所,他如果活到战后,那个专会自毁长城、鸟尽弓藏的朝鲜李氏王朝,还不知道会怎样对待他呢!
  随着李舜臣的战死,老将邓子龙也终于倒下了。此时陈璘主力舰船已到,副将陈蚕、季金从侧翼夹击,杀得日军大败亏输。岛津义弘最后只率五十艘战船突围而去,其余日舰全被击沉,兵将死伤大半,残余逃到岸上的,也都被从陆路杀来的刘綎等部歼灭。此次援朝抗日战争中,可以称得上真正大捷的,也就只有李舜臣的鸣梁海战和这次露梁海战了,惨胜的平壤大捷等等,根本都排不上号。
  战争在十二月份正式结束,日军败兵陆续突围遁回国内,小股残余藏入乙山,因为崖深道窄,明军不敢入内搜索。还是陈璘胆大,半夜潜入布置好火器,等天亮了枪炮齐发,日军吓得落荒而逃,陈璘从后追击,没有放走一个。
  

  ●枭雄的往生
  
  纵观整个抗倭援朝战争,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大致为一比一。明军胜在装备精良,败在主帅无能,将骄兵惰;日军胜在数量较多,素质较高,虽无统一指挥,但矛盾重重的各部间配合也还没出什么大问题,败在后勤运输跟不上。
  当然,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日本发动的是非正义的战争,不得天时、地利、人和。这不是老生常谈的空话,李朝虽然烂到了极点,日军的残暴却更使朝鲜百姓深恶痛绝,日军所到之处,老百姓都持不合作态度,甚至义军蜂起,搞得日军四下扑火,焦头烂额,应接不暇。本来后方的粮草就已经运不上来了,在占领区征粮又是千难万难,空着肚子可怎么打仗呀?日军被迫到处抢掠,所造成的后果是朝鲜百姓都把粮食藏了起来,并且义军的势头燃烧得更旺盛,就这样恶性循环下去,日军不败,当真是没有天理了。
  而对抗这样一支虽然悍勇顽强,却不得天时、地利、人和,仿佛一个陷足沼泽中,无法闪展腾挪的彪形大汉般的军队,明朝大军竟然屡次战败,就算打胜也多是惨胜,这实在是很丢脸的事情。抗倭援朝战争最终是中朝联军取得了胜利,但并不能因此就吹嘘说我天朝军队如何强大,真正强大的军队不会打得那么难看。
  明军所起的作用,其实仅仅能够保住朝鲜北方四道,以及竭力阻止日军向北挺进而已,只要不改变基本战略,不替换有能力的主帅,或者不继续增兵,明军根本就没有实力把日军彻底击垮。最终打垮日军的是日军自己,是丰臣秀吉的骤然辞世,以及李舜臣将军所部朝鲜水军的力量——在李将军面前,什么八幡海贼,什么三岛水军,什么铁甲船,都如同草芥一般。
  拉回来说,丰臣秀吉死于庆长三年(1598年)八月十八日凌晨,地点是在伏见城本丸的内室中。于是五大老开会商议后事,派遣德永寿昌、宫木丰盛等人渡海前往朝鲜的泗川,宣读秀吉遗命,要求各路日军即刻撤退回国。到了十一月二十五日,小西行长、岛津义弘、立花宗茂等人最后离开釜山,回归日本,标志着持续了整整七年的侵朝战争的全面败北。
  秀吉的辞世句是:“如露降生,如露消逝,此即吾身。难波(指大坂城)之事,梦中之梦。”虽为人生无常的慨叹,却态度平和,没有张惶颓唐之感——虽然生前有来自朝鲜的败战消息,生后儿子尚幼,不知终将如何结局,但身为茶人的秀吉在其最后一刻,心态或许从一名独裁者回归为一位艺术家了吧。他若能以如此心态以对千利休,利休不会死,而秀吉也不会落到这样一个下场,真是可叹,更复可鄙。
  侵朝战争使得本就还处在草创期的丰臣政权千疮百孔,秀吉一死,各方面矛盾立刻激化起来,首先是文治派和武断派的斗争。丰臣氏家臣团中这两个派别, 最早是基于出身地域的不同而分化的:秀吉跟随信长从尾张崛起,最初只领俸禄,没有封地,蜂须贺正胜、浅野长政、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浓尾武士专一唯力为视,只知打仗,不知其它;其后秀吉受封近江长滨,加封播磨姬路,所收取的江州、播州和其它畿内、西国武士日益增多,代表性人物如石田三成、小西行长、增田长胜等,多为内政人才。这两个地域集团因家臣团内部的利益瓜分不均而逐渐对立,同时也逐渐膨胀,最终变成了俗谓的文治、武断两大派别。
  在武断派臣僚看来,提枪上阵、破敌建功才是武士的本分,后勤生产不是不重要,但躲在后方的吏僚永远不该和前线将士平起平坐。而在文治派臣僚看来,天下已经平定,乱世须用武人,和平时代则该重视内政,那些武夫大老粗还是趁早退役回封地上吃安生饭去吧,不必插手今后的政治。就秀吉本人来说,他无疑是支持后者的。
  丰臣氏具备很浓厚的文官色彩,其实把专管打仗的侍大将和专管内政的奉行严格区分开来的做法,始自织田信长,善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秀吉则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加上丰臣氏名义上是直接从属于天皇朝廷的公家政权(首脑是贵族的关白而非武家的将军),因此文官在这一体系中的作用就越发突出。不过天下仅止粗定而已,仍有很多外样大名雄踞一方,虎视眈眈,秀吉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对于家中两派的争斗,他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没有彻底地削弱武断派的力量。
  没等矛盾彻底解决,秀吉就撒手西去了,留下了好大一个烂摊子。侵朝战争的时候,大量武断派将领在朝鲜半岛上饿着肚子浴血奋战,而文治派吏僚大坂和名护屋两头跑,为了筹措军粮搞得焦头烂额,日子也不好过。人从来都只会看到自己的难处,很少顾及他人,这些日本武士也是如此。武断派认为自己被文官们出卖了,战争打不赢全是后勤跟不上所造成的;而文治派则认为武将们作战不力,让李舜臣的水军纵横驰骋,我们好不容易筹划的军粮全被半道劫走或烧尽。再加上本属文治派的小西行长欺上瞒下,石田三成等奉行在论功行赏时又偏袒行长,双方矛盾日益尖锐。
  这场好戏,老奸巨猾的德川家康全都看在眼里,乐在心头。
  

  ●家康的阴谋
  
  当时全日本最大的诸侯就是德川家康,家康及原出骏、远、三、甲、信的他的家臣们的封地,加起来竟有二百五十万石之多,而丰臣氏的藏入地(直辖地)才不过二百三十万而已。当然,秀吉并不专以土地为念,他依仗的是坚城大坂、大坂城中所藏无数珍宝和黄金,以及京都、伏见、堺等重要都市。这种策略本没有错,但是有些超前,全日本还没有真正稳定下来,土地,以及由土地而生的粮食,由粮食而生的士兵,仍是第一重要的资源。
  当然,如果加上出身丰臣氏家臣团的那些大名们的领地,将近日本之半,是无人可以撼动的。只是秀吉白手起家,他和家臣们还并没有形成世代主从、牢不可破的关系,家臣们效忠的对象只是秀吉一人,而非暴发户丰臣氏,当秀吉去世以后,主从之间很可能产生裂痕。这和家康不同,以三河武士为主的德川氏家臣团内部同样矛盾重重,但他们同时都牢牢团结在松平•德川氏这个主家周围,离心倾向并不严重。
  不过当时形势终究和战国时代不同了,有了一个真正具有实力的天下共主,任何战争都会引发天下之战,把周边所有诸侯都卷进去。所以德川家康虽然拥有最多的土地,最强的兵源,却并不敢轻举妄动,他要等待时机,等待因丰臣氏家臣团内部矛盾而引发的天下大乱,才好混水摸鱼。
  且说秀吉遗命,传位给年幼的儿子秀赖,于是秀赖及其母淀姬就成为丰臣政权新一代的核心人物。淀姬本是浅井长政和织田氏市姬之女,出身近江,因此与近江系的石田三成等人关系密切。秀吉老年得子本就是很不寻常的事情,因此后世有谣传说,其实秀赖是淀姬和三成私通所生——虽是无中生有,料非空穴来风。
  而秀吉的正室北政所则出家隐居去了,并且后来还把她在大坂西之丸的宅邸让给了德川家康——后世因此又有北政所和家康曾有盟好的谣言产生,不过考虑两人的年龄,那比说淀姬和三成有一腿更不靠谱。
  事实上,三成等文治派官僚本就居于丰臣政权的核心地位,秀赖年幼,诸事都由其母淀姬决断,三成因此和淀姬来往密切,本是理所当然之事。文治派希望天下安定,则他们可以压制武断派,长居政权中枢,所以牢固地团结在幼主秀赖以及秀赖的代言人淀姬身边。后世或者诬三成为野心家,或者捧其为旷古忠义之士,其实不管个人的道德品质究竟如何,他都是无法违逆集团利益而单独行事的。
  而在北政所看来,丈夫已经去世了,那个居住在大坂本丸里的幼儿和他母亲,其实完全和自己毫无关系,她更担心的反倒是从小如同己出般养育长大的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人,会不会在政治斗争中遭到文治派的迫害。北政所认为有足够实力制约三成等吏僚的只有德川家康,因此她向家康示好,同时也指示加藤、福岛等人唯家康马首是瞻。
  就这样,文治、武断两派的斗争,逐渐演化为三成和家康两人间的斗争。家康惯于后发制人,他首先挑起事端,要敌人自己送上门来。
  秀吉临终前留下遗训,禁止各大名间非经丰臣政权允许的缔结婚姻和交换人质,而身为“五大老”首席的德川家康却似乎是急不可耐地打破了这一禁令,在秀吉死后不久,就亲自或者指示麾下大名和伊达、福岛、加藤、蜂须贺等家族商定了婚姻关系。三成对此行为怒不可遏,但他自知实力单薄,无法和家康正面相抗,于是扛出了居“五大老”次席的前田利家,各派使者前往质问家康。
  其实家康本以为他真正的敌人是利家而非三成。对于那些并不懂得打仗,在政治上也说不上老练的文治派吏僚们,家康一直是看不上眼的,他最担心的是与自己同列“五大老”的几个大诸侯。“五大老”中,毛利辉元和上杉景胜都是智谋有限的二世祖,宇喜多秀家更不过一个孩子而已,只有老将前田利家堪与自己一搏。况且,前田家的年贡近百万石,也是势力仅次于德川氏的大大名。
  庆长四年(1599年)正月,在丰臣秀吉去世四个月后,丰臣秀赖母子从伏见移居大坂,随即前田利家、毛利辉元、上杉景胜、宇喜多秀家等联署书状,谴责德川家康的专断妄行。家康口头表示歉意,说往事无法更改,日后则将按规定而行。本来这是很难让人相信的托辞,然而利家终究年纪老迈,自知不久于人世,并不想临终前还赶上一场全日本的大动乱,于是在细川忠兴等大名的调解下,二月二十九日,他抱病前往面会德川家康,双方交换了誓书。
  风波暂时平息下去了。到了当年的闰三月,前田利家终于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二岁。利家出身尾张,和丰臣秀吉交情甚笃,因此在福岛正成、加藤清正等秀吉小姓出身的大名,以及细川忠兴、浅野幸长(浅野长政之子)、黑田长政等秀吉部下的第二代大名看来,那是如同叔父一般的存在。利家在世的时候,以其威信和与浓尾系诸侯的亲密关系压制着武断派,不让他们闹事,而当利家一死,这些武夫们立刻就跳了出来,加藤清正、福岛正则、黑田长政、藤堂高虎、加藤嘉明、浅野幸长和细川忠兴等七将冲入伏见城,扬言要杀掉擅权误国的石田三成——据说当时三成正在伏见前田邸中参加利家的葬礼。
  这简直是让家康欲哭无泪的事情。他的目的不是铲除三成,而是颠覆丰臣氏,自己掌握天下,而只要三成这个靶子还在,他就有机会分裂丰臣氏家臣团,把武断派笼在自己手中,如果三成真的被杀了,那些武断派诸侯还有可能听命于自己吗?
  三成似乎也看清了这一点,他聪明地逃到了伏见城家康的宅邸中。家康当然不能杀死三成,更不能把三成交给闻风而来的福岛、加藤等人,他亲自出面,讲了一段“穷鸟入怀”的大道理,把那些武夫们给劝了回去。
  随即,家康就以私斗为名,勒令回归本城佐和山的石田三成隐居,他自己入主大坂西之丸,开始掌控整个天下。家康此时的目标仍是雄踞北陆的前田家,他找个藉口下达了讨伐令,矛头直指前田利家的继承人利长。
  

  ●《直江状》
  
  家康所以能够坦然进入大坂城,主持政务,乃是因为原本居于大坂、作为丰臣秀赖师傅的前田利家故去了,而代替利家成为“五大老”之一的其子利长在家康的劝说下,于当年八月离开职守,回归领国加贺。九月九日,家康率领群臣前往觐见秀赖,恭贺重阳佳节,据说就在这一天,“五奉行”中的增田长盛、长束正家二人前来密报家康,说前田利长、浅野长政、大野治长、土方雄久四人有刺杀家康的图谋。
  最终证明这是诬告,然而诬告的起因却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是石田三成离间家康和利长的关系,想要引起两雄相争,从而削弱外样大名的势力。不过从结果来看,这个假消息也很可能是家康本人放出去的。
  家康勒令浅野、大野和土方三人隐居,然后召集留守大坂城的各方大名,下令讨伐前田利长,先锋择定为加贺小松藩主丹羽长重(丹羽长秀之子)。年轻气盛的利长闻报怒不可遏,立刻也整兵备战,誓要与家康一决高下。
  眼看大战一触即发,黑田长政却在此时居间调停,最终把双方都按回了谈判桌前。与其他武断派大名不同,长政似乎从秀吉去世的那天开始,就认定了天下大势必将归于家康一边,因此他所有的举动都对家康有利,甚至很可能直接是为家康所授意的——挑起对加贺藩的战争其实是不明智的举动,开战的理由很牵强,而毛利辉元、上杉景胜等大老也不会跟随家康的脚步,很可能作壁上观,甚至转而相助前田氏。此战若开,胜负实在很难预料。
  于是,在黑田长政的劝说下,前田利长派重臣横山长知、有贺直政前往大坂城,向家康提出申述,表明自己绝无与家康为敌的意思。于是家康解散了讨伐军,但同时命令利长把自己的母亲送往江户去做人质。
  讨伐前田利长是打着维护丰臣氏天下安泰的旗号,然而作为处罚手段的人质交送,目的地却不是丰臣政权的统治中心大坂,而是家康自己的主城江户,这是为了混淆天下人秀赖和秀赖最高辅佐者家康的主从关系。对于前田家来说,如果答应这一要求,无疑是从德川家的同僚降格为德川家的从属,如果断然拒绝,则战事必将无可避免。
  传说前田利家的正室,也是利长的生母芳春院,乃是豪爽不让须眉的奇女子,她主动向身为一门总领的儿子提出,愿意接受家康的无礼要求,只身前往江户。战国时代的女子没有主家的概念,她们的父兄、丈夫、儿孙才是自己的主家,为了保住父兄、丈夫、儿孙的性命以及他们所在家族的安泰,芳春院并不在意以年近六旬之身去做别家的人质。因为芳春院很清楚,年轻识浅的儿子利长,怎么也不会是老狐狸家康的对手。
  就这样,加贺百万石臣服在德川家康的麾下。于是家康转移视线,开始寻找第二个必须干掉的强劲对手,他挑中了“五大老”的末席、会津若松大名上杉景胜。
  上杉景胜是在丰臣秀吉去世前不久从越后移封出去,代替蒲生氏坐领会津的,原封石高五十五万石,新领石高一百二十万石,实力极为雄厚。因为新受领地,诸事未备,所以景胜在庆长四年(1599年)归国以后,就大规模招募工匠,开始修筑城池,整备道路。这本是很平常的事情,然而德川家康却斥其有谋反之图,要景胜前来大坂城分说明白。
  据说是由新封的越后大名堀秀治向家康告的黑状,不过秀治很可能只是被家康当成枪使而已。且说上杉景胜得到家康要他前往大坂的书信,大感不悦,就授意重臣直江兼续写信回复——这就是著名的《直江状》。
  直江兼续原来的苗字是樋口,后来成为上杉谦信重臣直江景纲的婿养子,继承了直江氏的家业。兼续自幼服侍景胜,深得宠信,受封出羽二十四万五千石,虽是陪臣,却比很多大名的实力还要强大——此人和伊达家臣片仓景纲并称“天下之二大陪臣”。
  《直江状》与其说是一份申辩状,不如说是一篇挑战书,文中不但逐条批驳了德川家康的指责,而且皮里阳秋,语多讥讽,似乎故意想要激怒家康一般。诸如以下言辞充斥其中——“要景胜签下别无异心的誓文恐怕无益,因自去年以来,(汝之)数份誓文都付空言。”“景胜素以仁义著称,非(汝等)朝暮变化之人也。”“对谗言不加辨明,对流言不加调查,不似素以英明正直为标榜的内府(家康官至内大臣)所为。”——不过,据近代学者的考证,现存《直江状》很可能不是原文,而是后人伪造的。
  家康恐怕并不想真的对会津用兵,他或许以为象对待前田家一样,用外交手段威压一下,上杉氏也会乖乖就犯的,然而如意算盘打错了,景胜早就做好了应战的准备。据说景胜与石田三成等人早有密约,要东西夹击,遏阻德川家康坐大之势。家康得到《直江状》勃然大怒,或者不如说他必须做出大怒之态,否则就有损自己的威信。于是庆长五年(1600年)五月,家康以首席大老的名义要求各方大名出阵会津,讨伐悖逆谋反的上杉氏。
  二分天下的大战即将爆发。
  

  幛子画和狩野永德
  
  安土•桃山时代在日本艺术发展史上是一个黄金时代,除了茶道的大成以外,建筑、绘画、戏剧等艺术形式也都存在着划时代的进步。其中绘画方面最值得一提的乃是幛子画。
  幛子画来源于传自中国的壁画和屏风画,所谓“幛子”,是指日式房屋多用竹木建构,用可活动的纸扇来把大屋分隔为很多小间,这些纸扇,也包括纸门和纸窗就统称为“幛子”。在幛子上作画始于奈良时代,也是源自于唐风。
  安土•桃山时代出现了幛子画的千古大家,那就是狩野画派的第三代——狩野永德。永德本名州信,通称源四郎,祖父元信和父亲直信(松荣)都是室町幕府的御用画师。永德从九岁起开始跟随父亲学习幛子画,二十六岁时为大德寺聚光院(三好义继的佛堂)创作了十六面花鸟图和八面琴棋书画图,开始脱离传统的风格,转而描绘社会生活,受到时人的好评。
  1574年,织田信长委托永德创作一幅描绘京都风貌的屏风画,用以相赠上杉谦信。永德大胆地采用金色作为背景,施以浓墨重彩,着力刻画了节日期间各行各业的喜庆场面,这就是著名的《洛中洛外图屏风》。
  因为这幅屏风画受到信长嘉奖的永德,随即就接受了新造安土城的内部装饰工作。他率领弟子们辛勤工作,所用技巧范围广泛,题材多种多样,尤其首次在宽大壁面上粘贴金叶以代表地面和云彩,使得安土城内金碧辉煌,气魄宏伟。其后,丰臣秀吉修建大坂城和京都聚乐第的时候,也都聘请永德前来作画,他的画风逐渐成为时代的代表,其锐意进取的精神,富丽堂皇的气派,正是安土•桃山时代的完美写照。
  这一时代享有盛名的画家,除了狩野永德之外,还有长谷川等伯。传说等伯曾师从永德,但随即吸收了中国的宋元画风,开创了自己独有的风格,构图简洁明快,气魄雄壮爽朗,受到千利休等人的赞誉。在利休的推荐下,等伯也得到了丰臣秀吉交付的大量官方装饰工程,打破了狩野派独占幛子画画坛的局面。不过狩野派和长谷川等伯的绘画艺术虽然存在着很大差别,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绘画日益摆脱平安以来重佛的氛围,转而崇尚儒教思想,这也为其后江户时代的儒风盛行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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